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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之策：关于治国的一些见解】
政府管理的好坏极其重要，政通人和则百业俱兴，而体制不合理、政府管理不到位或过度或错乱、政治纷争不断各方面混乱且没能调和，则国家就会发生严重社会危机，经济就会停滞萧条，甚至可能会引发战乱。
如何才能做好政府的管理，达到比较好的治国效果呢？治国的方方面面的人和事要如何做好呢？这里阐述一些观点可供参考。
政府为天下的公器，其价值在于其能否代表和维护民众利益，结合社会发展规律与实际情况而制定、推行合适的政策，以及根据各种情况采取一些及时、合适、有效的行动举措。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的职能日益完善，其中建议多着重做好如下的一些职能：
管理国家/地区和经营企业类似，也是要想办法吸引、团聚更多人更多资源，并调动各种资源、调动每个人积极性让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能做强做大。
人才对于一个组织最重要，一个好的人才就能带动一片工作，因此政府一定必须做好人才的招揽，把一些优秀的、合适的人才吸纳到行政系统中来。之前看过一个事例，说到皇太极为了招揽人才想尽办法，甚至经常南下“掠夺”（软硬兼施的招揽）人才，包括“虏掠”（或者说动迁）了14岁的天才少年刘兆麒到其阵营做进一步培养使用，后来刘兆麒也做出了很多功绩，这个和华为近年高薪招揽天才少年有点类似了。
而除了人才，各方面的人员、力量也都是很重要、不可或缺的，各种人员、力量来了都能创造出不同的价值、解决各方面各层次不同的社会需求和问题，因此也都要做好吸引、吸纳。特别是资金资本，也要重点做好吸引，让来投资、消费了更好带动经济和各方面事业的发展。
为了吸引人才和各方力量，要做到文化多元、开放兼容，管理宽松自由、开明友好，用人不拘一格、不计前嫌小隙，把国家/地区打造成人人有发展机会、能安居乐业、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打造成一片内部的人感到幸福、自豪而外部的人充满向往、趋之若鹜、蜂拥而至的热土，而不能搞成发展机会少、生存难、排外、不公平公正、隐患危险多而对大家没有吸引力甚至让大家感到不满、不安并纷纷离弃而去的地方。让人能获得发展是吸引人才的最大方法，一个地方要让人来这边就业、创业了得到好的发展，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而如果让人来了都发展不起来很失望那就没人才会过来了，即使来了也呆不住。
只要能吸引好人才和各方面人员、力量，团结凝聚好大家，自由开放让大家放手谋发展、得人心大家都齐心协力建设国家，那就必然会快速发展繁荣起来。美国前面的成功就是成功吸纳了全球大量的优秀人才和众多的资金，而实现繁荣昌盛的，而有的国家的人才、资金不断外流、外逃，肯定必然导致衰败。
自由的环境是创造的温床，人在自由的环境下就能放开自我、尽情发挥并激发释放出无限的潜力，创造出惊人的成果。
自由宽松、少限制的经济管理，大家可自由从业、创业，经济就会得到更充分的发展，自古以来，盛世也就是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期都是政府在经济管理上比较开明宽松让民众休养生息的年代，比如文景之治、开元盛世，还有富甲全球的宋朝。
而自由包容的学术环境，就能形成百家争鸣并实现百花齐放，比如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创造最辉煌的时期都是社会最自由的时期比如春秋时期、民国时期。不过这些时期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政府在思想管理上比较开明，而基本都是因为内外纷争导致政府无暇对社会过多管控，以及民众可以游离于不同割据政权控制的不同地区，不用被某一政权牢牢控制。（也可见政府过于强大往往不是好事，因为会过度管控、压制社会导致阻碍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自由的环境还能更好吸引人才、资源的到来，就像香港就是靠着国际自由港的定位，凭借自由开放的优势而崛起发展起来的。世界各地，基本繁荣的地方也都是自由的地方。而这几年中国经济走向萧条，也是有管控越来越严厉自由越来越少的原因。
因此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要竭力打造、维护好自由的社会环境，最大程度减少在从业创业、商品流通、思想交流等各方面的限制和管控，对不同文化不同人群也都尽量包容并蓄，尽量让整个社会尽量自由、宽松，这样就很快能释放大家的活力、创造力，实现社会的繁荣昌盛。
不过民众的自由从一定角度来说也会弱化了政府，不利于形成强有力的政府和公共决策。曾经波兰就因为过份的自由和否决权导致集体事务过于容易受阻国家走向衰败弱小，当代一些国家也是过于强调个人利益和自由而导致很多政府工程无法顺畅开展。为了避免因为过度保护个人自由而影响了集体大局利益和公共事务，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公共事务有冲突的时候，对个人非涉及基本人权、生存权的自由，则也要适当限制，要让大家必须少数服从多数。还有就是政府也要做到更加得人心被大家认可，这样在集体大局利益面前，民众绝大部分人还是会以大局为重让渡部分自己的自由和利益的，在紧急、特殊时期也是会紧密团结在政府周围而不会是一盘散沙的。
创新才能创造新的价值、解决疑难问题、避开激烈的同质化竞争减少内耗，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发展都需要创新，才能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因此政府要引导和鼓励社会创新的风气，提倡和促进大家多做创新。
在中国，很多人缺乏创新的精神，或者过多顾虑创新需要投入且有风险，都是喜欢模仿其他人的产品，甚至连简单的差异化也都不做，结果导致同质化很严重，大家互相内卷。而在日本，太过于保守、拘谨的文化也不好，很多人思想比较禁锢不敢放开，没有了敢想敢做敢担当的冲劲。。
需要让大家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大胆突破、创新，而不要拘泥不变。
当然，创新的提倡只通过倡议、表彰、奖励来进行就好，具体大家自由选择，而不要做指挥、命令、强求，也不要采用政策倾斜等带有行政色彩的措施，并且方向选择上尽量依据广泛的评议和意见征集而不要只是依据少数人的建议哪怕这少数人是专家，以及要多结合专业意见、实际情况而不能凭感觉凭空想象的想当然。
还有不能只是觉得高技术的就才是创新，更不能只是提倡高技术的创新。不管什么产品和服务，能创造新的价值或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都是创新，都应该支持，而是否重点支持的，要看创造的效益大小造福的人多少，而不是看是否高技术高难度。
日本在一些文化上太过于拘谨，也限制了创新突破的精神，也要引以为鉴。（摘录：在日本遵守规则才是最重要。我不得不承认这里是缺乏活力的，因为创新和发展，需要破坏。在完善且刻板的制度下，发达社会被就像被诅咒了，只是在其他地方，这种诅咒似乎没有日本来得严重）
人口就是生产力，人力资源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之一，有更多的人口才能有更多的生产创造，以及人力成本才能降低。因此政府应该想办法尽量促进人口繁衍，让社会生生不息，动力澎湃，发展后劲十足。
同时，也要尽量让大部分人都参与到生产创造中来，防止一些人少参与、不参与劳作，产出比消耗大，变成社会的负担甚至纯粹的寄生虫。比如宗教的人往往都是依赖大家的供养，而有相当部分人是不怎么产生社会价值（包括精神文化价值）的，或者产生的价值远比消耗的资源多，所以自古以来有些政权也是会限制宗教的发展的（比如中国发生过的一些灭佛运动和韩愈的劝谏佛骨很大原因就是看到宗教的人太多人个个都不劳而获且占有太多社会财富影像了经济创造，以及民众用于宗教活动的时间过多）。还有欧美很多国家受到左倾思想误导给国民过度的福利、给穷人和难民过多的照顾，也导致很多人乐于依赖社会救济生活而躺平不愿干活没有产出，这个如果不纠正过来，会继续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另外社会也要尽量减少政府人员、军人的数量，因为他们大多都是耗费资源而不是产生财富的，以及一定要打击禁绝好坑蒙拐骗、故意炒作抬高物资价格从中获利的人，因为这些人并不创造财富而只是通过欺骗转移占有他人的财富。中国就是因为有不少人不参与创造财富且还抢占了大比例的社会财富，导致社会普通大众都辛苦劳作却还生活拮据生存压力很大。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为此政府可多对民众做好倡议指导、组织安排带领大家把每个人每个资源充分发挥与利用起来，多培养每个人追求创造价值、效益的观念，管理上也多采用市场经济等能更好调配、利用资源的管理模式。
比如商业平台能更好更灵活组织人力物力，促进闲置人力、物资的充分发挥与利用，可多做提倡。
还有一些平常有空余时间的人也让他们忙起来，比如精力充沛的在校学生，可组织他们多参与社会实践劳动（各方面工作或者开展帮扶困难家庭、义诊义教、法律援助等公益活动），更好为社会做贡献也在实践中更好学好知识，还有军人在打仗、训练之余也参与劳动（类似古代的耕战制度、屯田制度和近代延安的军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运动），而退休人员也可多返聘或者鼓励担任社会职务以更好发挥余热，以及贫困地区很多人平常也是很空闲的可多通过“以工代赈”把大家组织起来开展修路、改善环境等工作。
对于各种设备、物品、资源，也多鼓励大家开展共享使用以提高利用率，共享是最能提高利用率的方法，并且已广泛存在，比如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飞机等就是共享交通，酒店旅馆就是共享住宿，餐馆酒楼就是共享餐厅，通过共享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并摊低了大家的使用成本，可来进一步推广扩大共享的范围，比如近年推行最成功的共享单车，以及汽车出租也算是共享只是还没充分开展起来，还有很多科研、实验、生产设备也是经常闲置的，如果能推动共享起来也会有挺大的空间。很多私家车、住宅房间也是经常处于闲置的，也可考虑通过共享使得充分利用起来，住宅房间已有爱彼迎等平台组织大家利用起来开展出租也是一种趋势。
对于土地，现在很多在出让的时候要求以后每年必须完成一定产值，实现足够的坪效，否则必须补交费用，也是为了让大家想办法提高土地利用率。
在一些法律法规上，也要避免对大家过多限制而导致影响大家更充分发挥、资源更充分利用，比如室内加层，只要保证好安全就应该不要管太多，不然就阻挠了大家充分利用空间了。
政府必须尽力降低大家的生活工作成本，才能让大家更容易生存和获得好的生活、发展，也因此更有生育、投资等各方面的积极性。
当前不少国家由于养育成本太高，导致大家不敢多生小孩甚至不生小孩，都必须降低养育成本才能促进生育。
还有很多国家都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民众治病成本高昂，甚至经常因病致贫。
而住房成本很高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存在的问题，也严重占用了民众的资金导致大家生活质量下降甚至难以生存和没资金开展创业投资。
而在一些国家，也由于劳动力短缺、劳动法要求过高、工会过于强势等，导致用工成本太高，使得大家经营成本变高，不敢投资创业或扩大经营。
以及在一些国家，还由于对环保要求、产品与服务标准要求等过高，也导致企业经营成本增高很多，不但提高企业经营难度，而且也推高了产品、服务的成本。
等等这些，都是政府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那如何才能降低各方面的成本呢？
首先，要对民众生活、生产所需的资源、材料尽量充分、开放供应，不要故意减少、限制供应。比如有的地方住宅需求比较大，需要多一些土地供应，那就要想办法多供应，而不能故意控制供应量。供应不足就会供不应求，引发供应者坐地起价和有资金者持有并炒高价格。
其次，要让各行各业形成充分的市场竞争，不要存在垄断和限制进入。竞争能让大家想办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并因此降低价格，只要充分竞争，没有什么产品和服务不能降低成本的，而缺乏充分竞争就必然会导致低效率高成本最终导致高价格。为了形成充分竞争，必须防止好垄断，欧美对垄断就处罚力度很大。而在一些国家，汽油、电力、通讯、烟草等的垄断经营导致了价格比较高。还有很多国家的医疗服务也由于被当成公共服务强调公益性，所以由政府把控经费，以及设立很多公立医院且过于把资源及政策倾斜到这些公立医院，导致民营资本很难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即使进来也处处面临不公平竞争、处处受制肘而难以经营，所以医疗服务也是缺乏充分竞争的（在中国除了体检行业是个特例，有实现了充分竞争并使得体检服务非常物美价廉）。所以各国都进行得很艰难的医疗改革，其实都是因为没有抓住本质，都没有想办法让医疗服务更加市场化、开放化并形成充分竞争，而是以为民众服务的理由由政府牢牢掌控大部分医疗资源和人事，很多医疗资源、人员没能自由流动、搭配，医疗服务经营死板，缺乏公平公开透明竞争，加上以安全名义过度不断提高药品、器械的审批要求和医疗服务经营的进入门槛进一步导致医疗服务供应不充分，结果医疗费用一直难以下降。
再次，要减少各种对企业的管控和折腾。对大家的管控越多，大家经营就会受阻不顺畅，且为了满足管控就必然会增加成本，比如要求地产商把收到的房款、培训机构把收到的培训费放到监管账户而不能用，就会占用经营者的资金增加了大家资金投入、周转的成本。还有房产行业的很多调控政策也是导致了房产商经营受到限制回本更慢以及各种成本增加，最后也往往没有使得房价下降，反而是羊毛出在狗身上房产商把增加的成本摊到房价上使得房价反而上涨了。还有日益高要求、严厉的环保、劳动、社保、税收等政策，也是不断提升大家的经营成本。而忽左忽右甚至大起大落的一些政策要求，更是对大家造成很大的折腾，疲于应付而影响经营，增加应对和妥善处理的成本，比如之前突然紧急严厉打压教培行业而后来又放开并鼓励，就导致很多经营者损失惨重。
最后，也要让民众更加理智，不要被一些炒作迷惑而跟风抢购导致一些物价被抬高。
总之，政府要做好资源调配保证充足供应，放开各方面的限制实现充分竞争，减少各种过度的不必要的监管，简化政务等办事流程，避免各种劳民伤财的折腾，扫清各种影响经济发展的障碍。
一个国家内部内耗越少越好，才能让国家和每个人避免各种损失，获得更多利益。
首先，必须建立好社会规则，让大家养成按规则做事的习惯。比如发达国家往往都是商业规则建立得比较好，人们普遍重承诺守信用，按规则办事，以及一些品牌能建立起来也是坚守商业规则注重各个环节共赢的结果，而在一些国家，很多人没有规则精神，也不重视信誉，往往为追求短期利益和自己利益最大化而背信弃义，给各个环节的合作方带来很多麻烦和损失，造成了社会的内耗。
建立商业交易平台、信用平台对建立社会规则减少内耗就有很多好处，也可多开展。在信用观念缺失的环境下，没有平台化的交易，商家往往都喜欢投机取巧、坑蒙顾客，最大可能榨取顾客利益，也因此之前各种宰客现象非常多。如果采用平台交易，费用往往必须顾客满意并点确认了商家才能收到，而顾客不满意要退款也需商家确认，以及交易双方各种行为都有记录都可进行互相评价，大家就不敢乱来，大家都不用互相防着，省事省心不互相内耗。
其次，必须维护好社会秩序，杜绝各种坑蒙拐骗和打扰他人（比如广告骚扰电话等过度的推销）的行为。这些行为的施行者自己并不创造社会价值，且还导致他人必须花费时间精力来应对他们的行为，也是导致严重的社会内耗。
再次，要防止一些人特别是政府官员，为了混水摸鱼更隐蔽地谋私利而故意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导致社会内耗大大增加。
在中国，很多人生活得很累，主要就是社会还比较无序和各种坑蒙拐骗还比较多，各种不确定因素很多，也经常遭受各种无端损失，以及办一件事情特别是和政府、公立单位打交道的事总是太复杂太难了。
民众经常存在一些不良认知，并因此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习俗。
政府也有义务通过教育、宣导让民众更加理性、文明、务实。
比如很多民众不注重行善积德而是注重祭拜神像，以为祭拜神像更能带来好运，并因此花费很多，可引导他们减少拜神开销，而做到内心、行为敬畏神明就好，同时多通过行善积德来获得福报。
还有重男轻女的观念，过于重视宗族利益而不顾社会公平随意倚强凌弱的观念，也都需引导去除。
一个社会要有从善弃恶、追求功德（追求为社会做贡献）、耻于有负社会或他人的风气，才能安定祥和、蒸蒸日上。
政府在这些方面需要开展一些工作：
首先，必须做好除暴安良，严厉、及时惩罚各种恶行，不放纵任何为非作歹，从而更好形成震慑让人不敢为恶。在中国目前司法部门对于人身伤害的刑事犯罪的侦查处罚还算比较到位，但对于经济上的犯罪包括恶意侵占他人财产方面惩处做得很不到位，包括经济诈骗的行为很多并没得到处罚，且大部分还都推给法院处理，要求当事人通过打官司维护权益，但起诉了经常被以各种理由推却不予立案，立案了也处理流程很复杂、周期很长，判决了也往往没有或没法强制执行，这就导致了一些人肆无忌惮地坑害他人。其实很多明显是欺诈、恶意行为的，应该可按刑事犯罪快速处理处罚的，不然民众维权太难了，而作恶的人也不用担心被处罚而肆无忌惮。
其次，必须提倡和培养民众从善弃恶、追求功德的价值观。包括让民众要遵守道德底线不能泯灭良心，不能做出伤害他人或集体甚至伤天害理的事，而最好是做出利他的、对社会有贡献的行为，让大家明白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善恶有报、获得不义之财会有灾难、行善积德能带来福报改善运气和福荫自己及家人乃至子孙、做出有益于社会的事能千古流芳而危害社会会遗臭万年。现在的人包括哪怕高层人物，都为了自己和家族利益主动或被裹挟而做一些违背天道良心的事情，没有做到不好的事坚决不做，应该主要就是不明白做了会遭到恶报，没顾虑到会遗臭万年。
再次，为了提倡从善弃恶，可从名声上进行激励或处罚。可加强宣扬善迹、披露劣迹，就像明朝在全国各地设立了“旌善亭”和“申明亭”来记录当地一些人的功德和罪过，把做得好的和做得不好的都公开出来让更多人看到，当前在征信记录上进行记录也是一种披露方式，还有有些地方也把一些人的犯罪、失信行为放到公共场合的屏幕播报也是一种方式。还有也可来开展功过评比，每段时间评出行善积德、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先进者，和对他人对社会造成伤害或损失的主要人和事。
最后，提倡传播正能量，而对传播负能量者也给予警告、惩戒，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杜绝各种恶俗、有害的思想流毒。
民众健康才能更好生活工作，更加幸福和更有创造产出，以及减少生病治疗的开销。政府需要主动积极维护好民众的健康，包括做好疾病防控，培养好民众良好的卫生、饮食、锻炼习惯（对于没良好习惯比如过量饮酒的可减少医保报销比例），以及对于不安全不健康食品（如槟榔、烈酒）也要做好管制，还有对于劝人甚至逼人喝酒的行为要进行批评、处罚。
法律法规和政策必须根据实施情况、社会发展不断优化、调整，避免。
比如欧美为鼓励生育，进行补贴，结果高素质的人不靠补贴，还是生很少，而黑人（美国）、穆斯林（欧洲）都通过拼命多生小孩来获取更多补贴养活家庭，然后生出来的小孩也不做好教养，这样造成了社会的逆淘汰。这时政府应该调整生育补贴政策，要奖励生育更要奖励培养人才，且对于未能教养教育好小孩的应该处罚甚至限制生育。
每个人都有困难、危难的时候，如果没得到帮助可能就会失去发展机会或事业面临失败没法翻身，甚至如果是面临生命危险或疾病得不到救助可能就会伤残乃至死亡了，并因此不可能再更好地为家庭、社会做出贡献了，而如果能得到帮助、救助，就能更有发展机会或在事业、生命上得以存续，以后更好为家庭、社会做出贡献。
政府应该提倡大家互助，以及自身也要建立好救助、保障体系，让每个人碰到困难、危难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
对于贫困民众，救助方式上，除了经济的救助，也更要帮助他们分析穷的原因并针对原因进行解决，比如如果是因为能力问题，就培训他们掌握更多工作、谋生的技能也就是“授之以渔”，如果是懒散不勤快，则要督促其参加劳动，如果是缺乏就业机会，就想办法为他们提供一些工作的机会，通过各种方法让其能更好自我造血。
政府的作为都是大的作为，影响深重，所以更必须小心翼翼（治大国如烹小鲜），做到符合自然、经济、社会、人性等规律。
首先，在各种工程建设和农业生产等方面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建设工程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而上马，比如在低洼的地方建设城区那会导致很容易被淹水或者为了防止淹水而必须付出很多很大的代价，还有有的工程有导致严重自然灾害的隐患也尽量不要开展，没把握的都尽量不做、少做、慢做，否则会得不偿失、遗患无穷。而农业生产，不能违背天时节气和地利，必须按农业常识开展生产，比如到山上开挖营造稻田的行为就是非常荒唐的。
其次，而在经济管理上，一定要遵循经济规律。比如不能揠苗助长搞大跃进，不能脱离实际追求高大、不切实际的目标，不能无视供需情况而盲目扩大或减少产能，不能无视市场有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功能而做出过多、过度的行政干预。
以及一定要利用好竞争能让价格、成本降低的规律，让各个领域都充满充分的竞争而避免存在限制或垄断。实施真正的充分的市场化，尽最大力度做到开放进入、降低门槛、保持竞争防止垄断，各方面的价格成本就自然而然会降低下来的，除非市场化不够彻底，甚至管控、垄断的同时又市场化，价格才会居高不下甚至反而提高了。比如在很多国家医疗就是既管控垄断又市场化的，结果基本都是利用国家投入来建设，而利用市场化来营利并把大部分营利通过采购腐败等方式流入少数人口袋了，服务价格和费用也因为其采购腐败等隐性成本非常高、没有竞争可任意提高价格、任意多开药多开检查等而变得非常高，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越来越严重。还有教育也是主要掌控在政府手里，竞争非常少，所以也导致资源短缺，教学好的学校更是稀少，一些人还利用这种短缺稀少和手中权力大肆牟利，导致大家上学特别是上好的学校成本非常高。很多人觉得医疗、市场不能市场化而是应该更加公益化，是不对的，公益化变成衙门一样更加没有竞争会效率更低成本更高，相反，只有进一步充分市场化，才能带来充分竞争并降低成本和价格。还有很多人觉得广深铁路的票价太高，也有因为其缺少同类竞争且还是公私合股有私有股份在里面更加逐利的原因。
要保证充分竞争，就要防止垄断的出现，垄断包括行政垄断和资源垄断、技术垄断等，行政垄断就是利用政策限制其他人的进入，比如一些国家在一些行业上以关系国计民生为理由不开放给大家参与而只是给几家企业经营，而资源垄断方面，类似香港几个地产寡头占有了大部分储备土地而形成了垄断，技术垄断则主要出现在计算机、互联网等高科技行业，美国就经常为了促进市场竞争经常对几个大的公司作出垄断的处罚。在一些行业，有的企业一家独大，也是要注意好避免好影响竞争，比如大企业为了逼小企业出局而故意采用超低价抢占市场让小企业没法继续生存，也是要适当进行制止的。
还有竞争必须是全链条的竞争，不能还有某些环节是掌控、垄断的，否则不但没法通过竞争降价且还会导致竞争了价格更高。比如卖给医院采购的设备、耗材、药品等，虽然供应商是越来越多了，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大了，但这些产品却不是越来越便宜而是越来越贵，就是因为医院基本是垄断经营的，以及医院里面采购决策权也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这些供应商为了抢夺这些数量不多的医院、为了讨好这些医院里面采购的决策人以获得销售机会，就必须不断加大给这些决策人的回扣，很多供应商之间互相对回扣加码，有的人承诺20%其他人就加到30%再有人就加到更高，而回扣搞了，供应商不可能做亏本生意，所以只能提高产品价格（包括推出新的价格更高的型号），还有供应商端竞争大了不但回扣成本越来越高，且成交几率也越少了，而公关医院的决策人即使最后没中标采购项目，前面的公关费用也是少不了退不回的，这样供应商就要把少量的成交单做到赚够到能摊分很多次未成交的交易的公关成本，比如十多年前大医院采购高端彩超，每台200多万已经很厉害了，现在采购的基本都是要三四百万的，产品也没提高很多但价格高了很多。近年来国家推行的医疗集采，也是为了降低采购价格，但如果医院还是没竞争，医院内部对医疗用品的采购、使用还是把控在少数人手上的话，后面价格还是会涨回去的，供应商们会逐步停供现在被压价了的型号而推出新的高价的型号。
前几年推行的医疗耗材药品采购两票制，也是违反市场规律的，增加了厂商操作难度和成本，而成本最终还是只会转嫁到病人身上，且还减少了竞争导致价格会更加上涨。
只能说制定政策的人往往没抓住本质，本来更应该改变机制、改变医院运作模式让其成为市场主体，才能实现市场化、竞争化并降低成本，但却背道而驰。
还有我们前段时间推动国进民退的做法也是不对的，应该要加大各经济领域对民营企业的开放，并减少国企的参与。民营经济是活力最好、效率最高、内部腐败最少的，家电、手机、汽车、互联网等行业充分开放给民营企业之后都效果非常好，行业迅猛发展，但我们近些年部分政策比较不利于民企而有利于国企，包括地产等很多行业现在也优先给国企做和给国企更多支持，以及目前很多基建投标、医疗物资供应都逐步走向由大型国企排他地占据供应垄断中标，被很多人觉得我们是走“国进民退”的道路而引起广泛担心，希望能对此进行调整，各个经济领域尽量都充分开放给民企参与，并优先支持民企，且让国企尽量少参与以免他们利用政府背景、关系导致影响市场公平竞争。
当然，也有人认为市场化会让人过于趋利而作恶，这个是不符合逻辑的，市场化使得财富流动起来对大家形成更大的诱惑，也让大家更加讲究实际更注重效益更加趋利，但一个人是否作恶，在于其自身三观和自我控制，而不取决于其趋利程度，一个三观和修养好的人，越趋利会越通过加倍努力为他人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来获利，而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四周财富不多或流动很少他也一样想着通过损人来利己。
再次，社会管理上要遵循社会规律、人性的规律。包括采用市场经济的形式才能更好调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不能忽视人的驱利性而实行大家无利可图没有工作积极性的工作与分配机制。还有民主自由才能更好释放大家的创造力要顺应世界走向民主自由的发展潮流，尽快建立民主自由社会，而不能逆潮流而施政治国。还有绝大部分人都是有逐利性的，很多人是需要约束好才不会乱来的，不能把每个人当成好人、圣人来理想化治国，而是要防止好各种作奸犯科。历史上有太多太多的因为违背规律而失败的治国案例了，比如王莽的新政和王安石的变法，就都是理想化而违背政治、社会运行的机制与规律的结果都导致了很大的灾难，还有近代曾经实施的全民财产公有化、割资本主义尾巴、人民公社共同劳动、大食堂平均分配等也是违背人性逐利性的体制，导致人人没有或没法有积极性、人人磨洋工，最后生产效能极其低下，其失败也是必然的。（摘录：如果说对数千年帝国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与原理的深刻洞察力与了解的话，王安石比起司马光来，其差距称得上是望尘莫及。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正是建立在对于帝国历史脉动的精确理解与把握之上的。这使他的反对，拥有了极其雄厚的基础与令人敬畏的力量。）
人的逐利避害的本性，法家在几千年前就讲得很详细明白，只有利用好这个规律才能驱动大家的积极性。确实有利益驱动才会积极做事，没有利益驱动就不会积极参与甚至明里暗里抵制。因此各种管理政策的制定、社会任务的组织开展，一定要充分考虑好这方面，比如之前国家经常下拨一些医疗设备给基层，结果发现总是没用起来而是堆到角落长灰尘了，其实就是因为基层医疗人员使用这些设备没有增加收入的好处而只会增加工作量和工作责任所以没动力去使用。
公有制为什么效率低，也是大家干好干坏和自己关系不大的所以没工作的主动积极性而导致的。而承包制、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就能较好调动大家积极性，每个人都会想办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尽量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以让自己获益更多。还有各种事情好不好做，各种投资好不好投，每个人也都会深思熟虑分析清楚谨慎而行，这样每个人都动脑筋、负责任地思考谋划，比公有制只是少数几个决策者思考且往往由于这几个人的利益和决策好坏关系不大所以都是拍脑袋决策而不是深思熟虑，要强太多了，也因此，市场经济的体制是目前配置资源最有效、最高效率的方法。
总之，各种规律是不能违背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世界上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就由于不按自然规律、市场规律、社会规律治国施政，推行公有制、国有垄断、计划经济等，都走向贫穷和失败，以及一些欧美国家也受到左派势力影响而推行强调均等、过于注重社会福利，结果都导致经济衰退。还有之前注重公有制采用计划经济、不注重法治的管理经济、社会的方法和路线，是比较左倾、过激和违背社会规律的，甚至一些做法是泯灭大家人性、违背天道的，历史也证明其是行不通甚至有害的，而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和注重市场经济的路线才是行之有效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较好方案。当前和将来，我们都要时刻清醒明了计划经济、公有制是已经被证明是低效率的、容易滋生腐败的，这是没法改变的规律，不能再推行了。
政府开展工作一定要顺应民心，而不能逆民心民意故意倒行逆施，领导人也不能把个人喜好和意志强加给民众。否则会被民众反感、不认可，工作会难以开展。
如果觉得民众有误解或认知错误，可以开展宣传、辩论让大家纠正认知，在大家总体认识、意见能扭转过来了再施行相关政策，而如果还是没扭转过来，尽量不要强硬和民心民意对着干。
为了更好顺应民心民意，平常需多通过各种渠道听取民众意见和心声，多了解民众真实感受，以及各方面尽量采用投票等民主的决策方式让决策体现更多人的综合意见。古代的微服私访，现代的民意调查和设立反映、举报、投诉渠道以及巡查调研，都是为了更好了解、收集大家的不同意见，中国各个政府部门的网站都有互动栏目给大家留言也是做得比较好的一点，只是对大家留言有的并没回复或者只是照本宣科搬一些规定来搪塞而不是针对性回复，就还有待改善。
作为政府领导人，也一定要多听不同意见，多了解真实情况，而不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更不能执拗于自己的观念，不能只喜欢听好听的和报喜不报忧的话，避免做出脱离实际违背民心民意的事情。
很多工作专业性比较强，一定不能外行领导内行，而要尊重专业，多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或多让他们参与决策。
并且要充分讨论集思广益，做好调研确认。
还有不能冲动和拍脑袋决策，而是要三思而后行，以及一开始也可先小范围试点再逐步全面推行。
正如孟子说的“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政府一定要把民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优先考虑，而不能更注重统治阶层的利益，更不能为了统治阶层的利益损害民众的利益。
要爱民如子，爱护民众，也爱护民众的之财产，处处都要保护好民众利益。
并努力造福民众，帮助民众获得更多利益，乐见而不是嫉妒民众获利致富，允许和鼓励先富、大富而绝不为了均富而打压、打击致富的民众，民众有获利机会的不能阻碍而要保驾护航甚至尽量帮助做到成民之美。
与民众合作时在分配上尽量让利于民，在一些领域出现和民众利益有冲突的也多对民众让步，不与民争利，不抢夺民众发展空间。
如果能做到这样，就会让民众安居乐业，认可政府，与政府心连心，愿意出力共同建设国家。
而如果推崇国进民退、国企优先等与民争利、打压民企的话，民众就会抵制、厌弃政府并纷纷逃离或躺平。
政权稳定、安全了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否则政权不稳，出现更迭频繁，社会政策就会变换不定，甚至在政权更迭上出现大的纷争导致各方互相拆台乃至互相攻击大打出手，会引发整个社会动荡乃至战争，社会和民众跟着遭殃，玉石俱焚生灵涂炭，“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民”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稳定压到一切”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政府一定要首先确保好政权稳定，即使有发生领导人、执政团队更迭也要确保平稳、和平过渡。
在领导人更迭上，现代的民主选举基本能让竞争者只能接受结果而没理由且也不敢违背民意挑起纷争，而古代还没有民主选举的年代（虽然也有老领导和主要大臣小范围的讨论推举但没有像现代民主选举一样量化程序化），为了保证无争议、平稳地更换领导人，通常采用上一任领导人指定继承人的方式，且有时为了避免继承者被其他人攻杀以取代，会先保密而等到老的领导人退位或死亡之后才公布，而在中国大部分王朝，则采用“嫡长子继承制”，也是让非嫡长子的其他人不要有非分之想不要来竞争继承权从而减少纷争的做法，以及也让老的领导人基本没法违背这个法则而随意更换继承者的人选（违背的话会被很多人认为是违背礼制而强烈反对）从而减少变换继承者人选导致的人心不稳。立嫡不立贤，被很多人不理解和诟病，但在古代还没现代民主选举的背景下，其实是能确保领导人更迭避免纷争的很有政治智慧的做法，因为立嫡是可以非常清晰、明确的，立贤则谁都会觉得自己更贤更合适，难免就会出现不服、不甘心并导致纷争。有时候，也出现皇帝无嗣且在还未指定继承者之前就去世，这时就需由大臣们从皇帝的旁支族裔挑选继承人，就往往更容易会出现一些争执、纷争。
除了领导人更迭上，政府日常的运作也经常会有各种意见分歧和争执，也要避免好混乱、暴力的纷争。一定要形成政治文明，允许文明的争辩、提案、动议、弹劾、起诉等政治斗争形式，而通过法制、规则杜绝辱骂、暴力攻击、暗算、暗杀、利用司法权剥夺其他人政治权利甚至判其他人死刑等攻击性的、不择手段的、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政治斗争方式。（陈云提出的常委级别不判死刑的规则建议就是一个例子）
对于各国、各地长期形成的政治规则、权力平衡等社会秩序，哪怕有饽于法律，也尽量不要做出大的打破，而需逐步过渡调整，以避免造成社会振荡。这一点胡书记在处理重庆案件的时候，也说到过维护社会秩序高于维护法律。
而除了政治人物之间的纷争，民众的一些行为也会导致政权、社会不稳定不安全，包括各种破坏环境、欺骗蛊惑他人、泄露国家机密、攻击政府机关和人员等行为，也需要做好管理、约束。不过这方面也要把握好度量，不能过于苛刻严厉对待民众，否则会导致大家无所适从人心惶惶，生怕不小心就触犯规定。并且政府也要明白，想让民众不反对政府影响政权安全，不是靠严控实现的，严控只能让大家表面、暂时不敢反对政府而已，而是要努力把经济发展好，大家有就业和发展机会、生活好了各方面满意了，才会减少对政府的反对，让政权更加稳固社会更加稳定，如果经济社会倒退生活不好大家必然怨气大并会抵制政府做出不利于政权的事，政权就不可能稳固安全了。
在一些基本领域上，比如在保卫国家、建设基础设施上，需要政府来负责好、组织好。
还有在社会秩序维护上。由于很多人的人性是恶的损人利己的，必须约束才不会表现出来，如果不加约束，很多人就会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变成牛鬼蛇神，所以政府要维护好社会秩序，包括让民众、官吏、军警都必须遵纪守法而不能乱来，在这方面如果太宽松、没作为，社会就会乱套了，甚至社会会四分五裂变成一盘散沙且内部互相争斗甚至出现军阀混战。比如元朝放牧式粗放的社会管理，把各个地方“承包”给各个官员去管理，而对这些官员没有约束任他们可以乱来，且这些官员对民众也没有到位的管理而任由帮会、民间武装随意发展，导致社会乱成一锅粥很快就引起天下大乱。还有当前阿富汗、缅甸国内一直混乱纷争也是由于一直没有形成能对整个社会有效管治的政府。而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在社会管理上对于作奸犯科不做严厉打击而是宽容、放任或管治不力，导致治安变差、偷抢成风。
而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上，政府也要积极有为，做好主导和推进落实，而不能躺平。当前很多地方的各种问题很多，比如各地普遍存在有的地方经常塞车严重，这些问题本来都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但却未见各地政府积极主动想办法解决，好像跟他们没关系似的。
（对波兰之前无政府状态描述的一段摘录：无政府状态到了什么程度呢？国王政令不出华沙，小贵族在领地里醉生梦死，城市萎靡不振，大贵族攀比斗富，私斗成风。农奴则被圈养在田地里整日劳作。民不知有国，国亦不知有民。军队完全废弛（被一任萨克森国王废除但未重建），任何国家的军队都可以在波兰畅通无阻。无政府状态的波兰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成了地名。这就是被瓜分前，联邦的现状。）
政府能约束各种不良行为、保证社会稳定、做好公共服务、组织大型工作，但并非职能越多、做得越细管得越多就越好，相反，有很多方面特别是在社会功能领域上，政府尽量少管、不管反而更好。
因为政府的管理是需要成本和有副作用的，管得越多那管理成本就越高，且更容易对正常民众造成了干扰和束缚，以及也更容易出现一些人利用管治的权力捞取好处。
政府不要管得太多，反而有很多好处：
首先，政府管得少，能让大家不会束手束脚，而能更好释放社会活力。事实证明，管治越多限制就越多，各方面就会难以有发展和突破，而管治少大家就能更好尽情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
其次，政府管得少，能减少政府开销，且由社会组织自我管理效果会更好。一些行业管理可交给行业协会、学会等民间组织，以及乡村可交给乡绅乡贤管理（古代中国基层乡村就都是依靠乡绅管理的），政府就可减少对应的人员和财政开销，降低社会管理成本，且这些民间组织一般都会顾忌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亲密、长期关系而不敢为所欲为乱来，会用心把管理、服务做得更好，以及有的地方、领域还可让多个民间组织同时存在互相竞争，也能更好提升管理、服务。
再次，政府管得少，也有利于减少腐败。在官员道德层次还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是很难让他们放弃贪腐的欲望的，即使高薪高福利也没法满足他们的欲望的，他们只要有机会贪腐还是会想尽办法贪腐的，只要有资源资金由他们安排他们都是会雁过留毛给自己搞一些好处的，而严厉处罚也没法让他们害怕的，只会让他们做得更加隐蔽避免被查处，还有各种防止贪腐的方法，也都是没法天衣无缝而都是能被破解、对应的。因此简政减权，减少官员的权力和支配的资源、资金，减少他们介入经济活动的机会，贪腐才能得到遏制。
确实，政府主要维护好社会基本的秩序和做好基础的公共服务就好，尽量不要管太多，也不要占有和支配太多资源，才是更好的。
政府对大家的经济社会活动包括企业经营也做好保驾护航就好，而不要过多指示、引导、干预，大家对做什么更好、怎么做更好，都是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并都会谨慎选择、把握好的，不需要政府担心和指导。以及政府也不能把自己想法强加给大家，对各行各业很多限制和促进的措施都很容易是想当然而制定的、脱离实际的，且在制订和执行中往往会被一些人利用而扭曲，所以不如不要参与和干预，让市场、社会自我调节就好。
要树立“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大民众”的观念，能少管的尽量少管，能不管的尽量不管。要主要抓核心的急的问题就好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抓大放小而不能事无巨细样样管。
老子提倡的无为而治和认为好的政府和领导人应该让民众感受不到其存在（“太上，不知有之”），认为这样才能让民众休养生息，更自由自在生活、发展。
中国历史上，汉朝的文景之治和明朝的万历在位期间都是无为而治，结果也都实现了盛世和繁荣，特别是万历的无政府主义治国方式让人民自由度很高、幸福感非常高。
邓小平提出的解放生产力就是要减少对生产力生产要素的管制，释放经济活力。以及之前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表示，凡社会组织“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交给他们，当时广东省民政厅也表示要放宽社会组织的限制，对公益慈善类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推行“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改革，采用登记制，也是减少政府管理的理念。
但近年来也有出现了政府对社会事无巨细管得太多的保姆式管理趋势，结果吃力不讨好，人力财力投入巨大财政不堪重负、政府人员普遍很忙很累，而很多事情反而没管好民众怨言越来越多。
另外，也要有“管改服”的观念，政府更多的是要做服务而不是做管理，比如民众有做得不够规范的，应该引导和帮助做好，而不是督责、处罚他们。
·管理简化灵活的好处和方法：
办事手续和流程多了、复杂了，就会效率降低，耗费的人力物力等各方面成本也更多。
因此一定要想办法理顺各种关系，简化各种程序，减少各种流程，不要繁文缛节，而要化繁为简，确实没法简化的则也多灵活变通而不能死板僵化，这样才能提高效率、降低各方面成本包括政府管理开支和民众办事成本。
还有要简政放权，不大的事项决策上让下面的人把握决定就好而不用过多的层层请示，否则效率低下、耽误时间以及也要耗费很多审批走流程的人力成本。
以及政府管理机构部门也要简化，不能机构庞大臃肿而导致办一件事需协调很多部门，和容易出现多个部门互相推诿、人员繁多人浮于事。
另外还有政府经常处于想当然，以为设置一些程序和监管就能更好防止腐败、降低成本，结果不但没达到效果，且还增加了程序推高了成本。比如对政府的采购要求走招投标流程，以为这样就能通过竞标使得采购价格更低，且公开透明竞标也能避免腐败，但事与愿违，结果这些招投标在官商勾结串通下大部分都只是走过场而已，结果都是内定的，要买谁家的还是买谁家的，而只是增加了为了保证交易顺利进行而必须操作弄出锁标的参数、找人陪标围标、打点评标专家和评标监督部门及交付时验收的人员等，需要花比原来不招标时只需打点一两个有权决定采购的人员高出非常多的花费，以及走多了非常多流程投入很多人力跟进，且资金也必须等待整个流程很长时间走完之后才能收到资金周转成本也大大增加。很多政府和医院等公立机构采购的物资、设备、服务和工程，本来并不贵，但走招投标的话都要价格翻很多倍，因为销售环节增加太多了流程太长了导致成本增加了很多且需打点的人也多多了，这样真还不如不要搞招投标，而直接采购更好。
甚至有一些官员，为了更好隐蔽自己的权利寻租贪腐行为，还故意把采购流程搞得尽量复杂一些，尽量增加各种产品评比、专家评选、开会讨论等各种环节并对这些环节做好操控让其只是演戏走过场而已，然后让自己内定的采购行为有了这些环节掩饰之后，自己变得安全了，以后万一有谁质疑有监督部门检查，就可说采购中标结果是大家评比、评选、讨论出来的不是自己决定的。
其实要让采购降低成本避免腐败，不需要搞那么多流程手续，只要把整个过程透明化公开化并接受公众的查阅与质询，自然就没人敢抬高价格、收回扣等乱来了。还有主要是要改变体制和机制，包括医院等一些服务机构尽量私有化市场化，确实还是公有制那就要设置好做到采购结果要能很大影响采购决策者的利益，这样采购决策者就会想尽办法降低采购成本了。
管理宽松自由的好处和可行性：
社会管理要宽严相济，以宽为主，除非社会陷于极度混乱为了加快恢复安宁才可考虑适当严厉（也就是治乱世用重典）。
首先，是没法进行过于严格、严厉的管理的。现实中很多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多工作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而适当灵活变通处理的，规定太细、太严格，经常就会变成不合理的、让人束手束脚没有灵活性的条条框框，比如当前医疗改革给医生设定了很多条条框框且很严厉稍不注意触犯了就会被责罚，变得很难开展工作。还有现在是追求自由的社会，大家不希望还什么都被管得死死的，管得太死必然引起强烈不满和抵制，新冠疫情后期的严控被广大民众抵制并冲破就是例子。我们不需且也没法做到让大家每个人都听话，大部分人的理念、目标一致就好，且要通过统战来达到而不是靠严管严控来达到这个目标。
其次，没必要进行严厉的管理。没有大的问题和隐患，只要无伤大雅，或者问题出现的几率非常小，或者即使出问题也有更好的应对方式，就都没必要监管太严厉，以及很多时候也是没法和不适合做到百分之百正规的，否则反而会扼杀大家的积极性和创新，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
再次，严厉的管理有很多坏处。监管过多、过于严厉，大家很多方面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对大家要求也非常多且很多要求要满足会带来较大的成本、人力投入的增加。还有过度的监管导致各行各业的运作成本很高效率很低，影响各行各业的发展，且也导致政府在管理的人员配备、物力投入等成本很高并因此较大增加了社会供养的负担。以及过于苛刻严厉对待民众，会导致大家人心惶惶无所适从束手束脚，生怕不小心就触犯规定，进而使得整个社会也失去了活力，导致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出现萧条，以及很多人会害怕不小心容易触犯严控措施会被惩罚而纷纷外迁逃离（近年来的香港和内地的一些状况就是最好的印证）。
社会要管理上适当宽松才能有活力。宋仁宗和明万历时期的宽松管理就是例子，当时是经济、文化蓬勃发展和人民自由幸福的时期。
而全面严厉的社会控制会适得其反，秦始皇就是最好的例子，大家在全面、严厉的控制、督责下失去了自由，丧失了谋生的机会，最后都强烈不满而引起天下暴动，还有汉武帝和乾隆时期，都由于对社会折腾太厉害或对人民严控太过头，是人民最不幸福的年代，加上都是长期执政，导致长期对国家伤害极大，国家濒临崩溃、陷于衰败，我们必须以这些为鉴。
因此，政府应该放宽对民众、对各行各业的监管，尽量减少各方面的要求，让大家放开手脚、轻装上阵做事，而不会束手束脚。
社会的治理，固然需要强硬、有力的措施才容易成事，但也要结合教化、引导，王道、霸道并用，否则过于严苛、强势就会大面积失去人心甚至引起广泛对抗，历史上远如秦皇近如崇祯、慈禧，就是因为在治国上太过苛刻、强横导致官民离心离德最终误国亡国的，不可不鉴。我们应该允许无伤大雅的问题适当存在，对于历史原因客观因素导致的问题也给予适当宽容和根据主观客观因素判定分清责任，以及也允许、鼓励将功赎罪以贡献换得减免被处罚，从而团结统战更多人、汇聚更多力量。
完全不必担心管理宽松了社会会有失控、不安全的风险，要有好的安全观，要认识到安全不是靠严控获得的，而是靠大家的认可而获得的，人心认可，就不会有破坏、敌对的行为，而政府做得让大家失望没有公信力导致人心不认可，大家就会处处抵制政府，想尽办法搞破坏，再怎么管控都防不胜防难以防止。人心靠暖不靠管，对大家好，服务好、打扰少，以及让大家有好的生活好的发展，大家自然会满意并产生认可，社会就会稳定安全，而处处为难大家、破坏大家的经济、导致社会倒退、让大家生活不好，那大家必然怨气很大，这时再怎么严控都是没法确保政权稳固、社会安全的，最多只能获得暂时短时间的平静。
也更不用害怕放开自由就会导致国家政权和之前苏联政权解体一样被大家推翻，苏联政权是因为太集权、太严管、对老百姓太不好导致民不聊生不得民心才被解散的，我们只要让民众过上好的生活，大家都会感激而不会敌对政权的。
我们当前过于强调安全，过于强调全面控制，甚至不惜牺牲经济民生，是不对的。包括近年来新推出或升级的国安法、间谍法、保密法，也把很多人很多资本吓怕而加速逃离中国，大量国民移民且带走非常多财富，外资也减少甚至撤走对华投资，特别是香港最为严重，撤资、移民比例很高，经济、金融发展一落千丈。还有现在方方面面都强调必须接受组织的领导，必须加强组织的领导，到处包括私企都要求设立组织的支部，甚至为了全面无死角覆盖管理，还推行网格化的管理每格小区域都有网格员不间断巡查管理，也是追求对各方面都进行严格控制，这也导致大家感到担心害怕后面各方面会受到很多严厉管制，都不敢增加新的投资了，甚至已有投资也纷纷收缩、撤离，这样导致整个社会都停滞停摆了，人员大量失业，经济萧条乃至已陷于崩溃边缘，人民普遍不满。还有前面新冠疫情期间过于严格的控制措施，也导致很多人生计深受影响，甚至有不少人因为严控之下失去收入来源生存压力太大而自杀，很多企业也因此遭受巨大损失甚至不少破产了，有不少人和资本则失望而纷纷逃离中国。这些都要吸取教训。
另外在中国，经常出现一些官员为了自己减少管理工作、避免管理责任风险而故意把管理的领域管得非常严格以让大家减少参加该领域业务，也要严查严处做好预防、杜绝。
（摘录：法家严苛，以法约束，往往一世而竭，反噬其身，如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儒家外宽内严，以理约束，可传千年，奉为圣贤，如孔孟，程朱。）
国家、社会的管理不是过家家，一切都关系到国计民生，且随便一个动作都是涉及的很大量的资金、利益的，所以必须非常讲究实用，才能多快好省地办好事情并造福更多民众。
“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就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实用主义观点，也是指出了不要拘于形式、名义，而要哪个方法方式好用实用就用哪个。
一切都要追求实用，打好算盘。
包括在工作目标上，要以让民众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个实用的目标为第一追求，其他的类似GDP生产总值等发展指标可作为其次的目标。且通过举债投资而获得的GDP提升不算真本事就像公司要看盈利多少而不是看流水多少，以及一些地方更只是通过把资金来回倒腾等并不真正带动发展创造效益的方式来拉动GDP的行为。不能为了拉动GDP而鼓励消费，特别是对于耗费资源的消费，没必要过多鼓励，大家低碳生活也挺好，且还节约资源，不消耗资源的类似服务行业，鼓励多消费让资金流转起来也就还好。
还有做每一件事都要追求实在讲究划算，注重投入产出比，比如很多基建，投入了使用率不高，是很不划算的，这种要减少上马，避免劳民伤财。甚至一些年前一些地方还热衷于建设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也是很不实用的（当然，里面也有可能是部分人为了通过推动建设这些工程的建设而建设过程中牟利）。
以及一些政策，也要考虑各方面的投入成本，类似鼓励买车、推动家电以旧换新等来促进经济发展，也是虽然拉动了GDP提升，但对民众和政府来说，为了这些消费带来的GDP拉升，都要花费了不菲的费用（民众本来坐公共交通或打车也能一样效果还更省钱，而政府投入了道路配套、购买补贴也需花非常多钱），也是不划算不实用的。
在对一些项目的支持上，也要评判其实用性，能带来多少效益、造福多少人，而不要只倾向于听起来高大上的项目，高大上但不实用那也没多少意义。
一个社会的文明是从统治阶层对被统治阶层的文明施政开始的，不然只是要求民众文明，政府却不文明，社会就不可能也不能算文明。
政府文明施政才能在民众心中留下好的印象获得民众的接受和信任，民众会还把政府当成自己人，如果不文明施政，就会引起广大民众的恐慌，政府会被民众当成敌人仇视对立和寻机报复攻击，以后倒台也会被清算加倍报复。所以最好是好自为之，不要强硬暴力恐怖施政而引起民众仇视激发众怒。
古今中外很多时候统治阶层对待民众的管理，也是讲究多采用教化而少用刑罚以及反对酷刑的。只有一些暴君昏君统治的时期，就存在较多逼供、酷刑、虐待乃至暗杀屠杀等施政管理手段。最夸张的应该算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统治时代，通过对民众的大批量肉体消灭来达到他们追求的社会管理目标。
现代社会，更加一定要尊重好每一个个体，杜绝强硬、暴力甚至恐怖的管理手段。一定要多采用沟通的方式处理问题，多采用教育的方式引导民众，尽量减少处罚。而确实需要处罚的，也尽量采用文明的方式。
现在，各种没法律依据、不正当的拘禁和刑讯逼供的侦查已经比较少了，但新的以“留置”、“精神治疗”等明显不合法的人身自由限制方式还较多存在，还需纠正提升。
政府掌控着大量的国家财富，这些财富来之不易，且取之于民也必须用之于民，每个政府人员要珍惜好用好国家财富的每一分钱。
首先，在自身用度上要尽量节约不乱花钱。包括在自身办公、差旅、招待等的费用，要勤俭节约不铺张浪费，在各种对外接待上，为了表示热情可适当隆重，但也要适可而止，且杜绝奢靡。还有政府和高校等各公立单位，在办公环境建设、设备购置上也经常存在很多投入后却使用率不够比较闲置的浪费。
其次，在项目建设上要避免乱投资乱上马并因此耗费很多资金。各种基建要确实有必要且能产生足够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再上马。之前经常出现很多项目投入产出比很低也上马了，以及很多项目都是大手大脚没节制、没严格把控监督地花钱，估计很多投入也都是被瓜分流入一些人口袋了。
再次，对外（对其他国家）的援助要适当即可，确实因为贫困或碰到灾难而急需援助的国家/地区，可以适当援助，以及有足够回报的投资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包括只是为了讨好他们换取他们在国际场合跟我们站队或对我们唱赞歌的，都意义不大都没必要给。
还有就是对于国家给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奖励、扶持、补贴，每年也花了非常多的资金，但很多都是在分配环节就被串通了通过量身定做的指南和内定的、可操控的评选而操作给特定的一些人并由少数人瓜分了，以及有很多给到的对象都是不靠谱的只会高谈阔论把材料写得高大上而最终并没产生足够的社会、经济效益。建议缩减这方面的投入，确实投入也不要采用先给钱再做事的方式，而可让申请者先做好事情再来申领资金。或者需先给一些，可签订好对赌协议对于没通过验收的可让退回前面已给他们的资金，如果没有资金可退回的需背债务下来还或用股权出让来抵扣，类似于投资公司要求被投资人签对赌协议。再或者改为贷款的形式，且不要进行贴息，只是当作他们没法在银行贷到款而给他们贷款（仿照风险投资的叫法，可称为风险贷款），这样钱不是白拿的是要还本金和利息的，最终不是真实做事的人就不敢来申报了。
效益观念之于个人、家庭、公司、单位、地方、国家，都是一样的，每个人每个单位都必须注重投入产出比等效益，政府在自身运作、社会管理等上面，也是必须有强烈的效益观念的。
政府在自身运作上，必须注意好所做每件事的效益，尽量控制投入的成本、人力，尽量提高每个人的工作效率，用尽量少的人做尽量多的事且花尽量少的费用。政府部门和学校医院等公立事业单位经常出现人员冗余较多、工作不饱满，可以提升起来让每个人发挥更大价值。以及政府也经常喜欢做一些表面文章的、形式化的工作，大家投入不少人力、时间、费用，而没怎么产生价值效益。
而在社会管理上，政府部门也必须尽量优化流程和采用新的技术手段为民众提供便利，从而提高双方的效率。比如很多工作借助现在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尽量做成线上就可办理的，就可大大提高效率和节约交通差旅等成本，目前在一些地区一些部门已有部分实施了，全面推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还有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管理、组织上，政府也要避免瞎指挥瞎折腾以避免劳民伤财并导致国困民穷甚至出现经济危机。比如当年大跃进、公社化运动就是没有效益观念纯粹瞎搞，结果很快就导致原有社会财富很快折腾完了且新产出又很少，接着几年大家饿肚子大面积饿死人。
总体来说，政府还是远不像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那么实在那么注重效益，如果政府运作能跟经营企业一样注重效益讲究实在，效益是可以提升很多的，或者建议干脆把一些工作外包给企业来做，也相信是可以大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以及如前文所述，政府可尽量少管事情，而把部分管理功能分给社会去管，效果会更好且也能让政府节省了对应的管理成本。
还有也建议可引入公众监督来督促政府部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让各部门把工作方案和进度、开支实时公布，给大家评论、质疑和提建议。
政府内部人员众多，且人事人际关系复杂，经常会有意见分歧、利益冲突。
而集体大了人多了还会出现人员分立聚合形成一些派系、政党，并通过党派进行活动和利益争夺。一个国家一般都会有多个政党，而一个政党里面又往往会分成多个帮派（如陈独秀所说的“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到了一个单位一个公司里面，也一样经常会有拉帮结派形成团团伙伙的不同帮派。
内部人员、党派互相斗争的现象：
政府内部人员之间、各个政党和派系之间会有利益分歧，并会为此针锋相对互相斗争，斗争的方式包括观点争辩、抢夺利益和机会、阻挠其他人其他党派办事、通过弹劾甚至大打出手等方式攻击其他人等。
内部人员、党派之间斗争的利弊：
良性的人员、党派之间的竞争、斗争能有利于政治互相制衡，不会一方独大没人限制而容易走极端。
但如果是恶性、无底线、不择手段的斗争，互相排挤倾轧、互相搞破坏、互相人身攻击甚至武力攻击，那就对各方和对集体整体都是非常有害的，包括：
·互相制肘导致了决策和管理的效率大大降低，甚至面对很多好的机会没法决策而错失机会；
·互相拆台增加了内耗，造成了不必要的破坏，甚至导致国力大大削弱（比如北宋、明朝末年国力衰退就都有党争太严重各派互相倾轧造成误国误民严重破坏经济文化的原因）；
·各方必须花很多精力用来应付互相扯皮互相攻讦，疲累且耽误正事；
·过度的纷争还会导致国家撕裂不团结，甚至引发暴乱。
人员、党派斗争走向恶性的成因：
导致人员、党派斗争走向恶性而非良性的原因主要是公正严明的政治规则、纪律法规的建立不到位或执行无力，大家可以肆无忌惮随意乱来包括动粗而不需承担责任。其次就是权力授予者（通过上面任命的话就是上级领导如君主、通过选举的话就是选民）不清醒、不理智，政客们就会竞相通过欺瞒权力授予者来获得他们的授予权力，而不是通过能力、品行、业绩来赢得权力，如果君主昏庸或选民愚昧，那更容易被他们欺瞒愚弄，任由他们党同伐异、排挤打击他人。
必须确保人员、党派之间的斗争文明有序避免走向恶性：
首先，要求大家必须做到以大局为重，维护好集体利益再考虑个人利益，在集体利益面前大家必须统一一致。如果有人为了自己利益而对集体的事务作梗搞破坏的，或者只是为了反对其他人而哪怕其他人的提案和工作对集体有利也进行反对的，必须被曝光、谴责、处罚。
其次，建立文明平和的政治斗争规则，确保所有党派斗争在理性、有序、平和中进行。各党派之间必须和而不同，在保留自己意见和利益诉求的同时与其他人保持友好和平相处，禁止一切排挤、打击他人的行为，和故意拆台破坏他人好事或作梗制肘让他人难以成事的行为，以及对他人不文明语言攻击和人身攻击的行为，违者进行曝光、谴责、处罚。
再次，要建法治而不是人治的工作机制，让官员只需追求做好工作而不会被其他人拿捏、暗算。在中国，一直是人治社会，官场也是如此，每个官员必须花很多时间精力来应付与各级同僚的关系，方方面面都要小心不能得罪到哪个人，得罪上级就很容易被穿小鞋也就是被设法为难，得罪其他人也很容易被暗算报复。恶性的党派斗争也经常采用拿捏为难、暗算打击对方及其周围的人，因此，建立法治的工作机制，一切按规则、程序来，且公开透明，谁也没法使坏、没法以公报私，恶性的人员、党派之间的斗争就也会少一些。
政府要有好的工作效果，离不开强大的工作团队，并且必须让团队人员一心为公为民，避免出现损害国家、人民的行为。
为此必须尽力招聘更多优秀的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在人员选择上，最好要求必须是比较有爱心的，因为政府工作很多都是公益性的、涉及广大民众的，有爱心的人才会尽心做事且做的过程考虑好民众的利益和感受。在担任管理岗位的人选上，尽量选择除了有政府工作经验也要有社会工作经验也就是在政府之外的社会企事业单位上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人，因为他们在外面工作过，更了解社会情况和民众对政府管理服务的要求（阿根廷在米莱上台后就要求应聘公务员必须是在社会工作过多年的）。
在人员的培养上，要培养好每个人强大的工作能力和执行力，以及有独立工作的工作能力能独当一面。
在人员的工作组织安排上，必须分工明确和把工作安排得比较饱满，并注重效率提升，让每个人发挥最大价值做出尽可能多的工作成效，做到人尽其才。并且要灌输强烈的效益观念，让大家有创造效益的紧迫感，最少做到创造的价值大于人员的工资福利等成本从而不会成为包袱负担。
在人员考核上，要求每个人必须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必须负责好自己的工作职责并做成亮眼的业绩，不能失职渎职，不能躺平不作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可推行合同制、竞聘上岗、末位淘汰制，对工作效果不好不合格的人员及时进行淘汰。还有考核不要陷于繁琐的细节，以及从管理更加人性化上考虑，可适当灵活放宽在工作方式的要求和工作过程的监管，改为注重结果的考核。
在人员激励上，可以参考企业的管理，给大家更高的不封顶的激励，只要做得好有好的工作成效创造高的价值也可以给很高的绩效薪酬，这样才能激发大家奋力拼搏创造更好的工作价值，并也才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加入到公务员队伍。
还有必须对人员做好约束，必须清廉奉公，绝不允许有侵害集体和民众利益、干扰民众工作生活、以权谋私、损害社会公平公义等不良行为。还有要求每个人提高服务精神和态度，杜绝官僚作风，提高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
前文提到提倡社会要宽松管理，是指对普通民众的管理而言，而对官员等权力行使者，还是要严厉管好、约束好的，因为他们掌握权力和资源跟容易变坏且一旦为非作歹造成的危害更大，也就是要“严厉管好有权者，宽松管好无权者”。我们讲“从严治国”、“治国用重典”，主要是要对掌握权柄的官员严格要求严厉约束，而对没什么危害性的普通民众则放宽管理，自古以来很多政权败亡基本都是因为对官员放纵而对民众苛刻导致的。《都是王安石惹的祸》一文也写到：“在帝国政治结构之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与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能够清净无为;只要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让他们守住职责不乱来，从而官安其位，民乐其业，那么，中国人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生产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充分的监管监督对防止公务人员乱来和提高效率很重要，要做到让每一个官员心存敬畏，不敢乱来，且必须尽心尽力做好工作。
对公务人员的约束有很多方式方法。政府内部自我监察能有一定的纠错和限制权力任性的作用，我国从商朝就开始逐步建立监察制度，到历朝历代的御史台之类的机构，以及现在的监察局、纪委，监察制度越来越完善。而政府内部的各部门事务关联形成的互相监督、各种政治力量如政党之间互相竞争互相弹劾形成的互相监督、媒体对官员行为的公开报道形成的监督、民众雪亮眼睛和评谈舆论形成的对政府人员的监督，也是比较重要的。
不过如果权力没有分立，那政府内部是比较难形成互相监督的，而更多的只会互相掩护，以及政治不够开放自由的情况下，也是没法形成多股互相充分竞争的政治力量并在他们之间形成互相监督的，还有如果没有公开透明阳光化的信息披露和自由的媒体，也是没法形成民众对政府人员的监督的。因此，权力分立、放开党禁、公布官员财产、媒体独立自由，要先实现起来。
推动政府工作和人员情况的透明公开，加大媒体监督力度。包括要求各级政府绝大部分的收支详细情况（特别是采购的内容数量价格）进行公开放到网站（除非收支很小，或符合涉及机密的条件），接受大家查阅、监督、质疑，从而更好避免腐败。以及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也是很有利于防止腐败的。
舆论监督作用也非常大，让媒体更加独立、自由，由媒体来帮助实现更广泛更全面的监督，是对社会不断改良、政府工作更加规范和减少权力任性为所欲为的很好办法，能起到比纪检部门更广泛更全面更及时的监督作用，不过在中国，目前我们很多政府部门对媒体的监督显得很忌惮和排斥，很多媒体受到了太多的管制、打压甚至被迫关停，并因此怕被责罚而都变得小心翼翼很少敢对各方面问题发声，希望能放宽对媒体的管制，减少内容审查，禁止对媒体的打压，要求对媒体的处罚必须基于明显、主观恶意的过错否则不能随意处罚。
另外还可考虑让官员在上岗的时候就签下承诺书，承诺如果违纪违法、贪污腐败受贿等愿意接受什么加倍的比法律更严厉的处罚，到时真的发生就会按着执行处罚，以及也可要求其经常对天发誓如果有贪腐等行为愿意遭到什么恶毒报应让其在后面的日子里心存敬畏（就像陕西旅游景点袁家村让各户商家在门口挂牌写上“若售卖假货全家永坠丐门”等毒誓），这样应该很多人惧怕处罚和恶报就不敢贪腐了。
以及也要做好对公务人员的教育，包括传统文化的教育，让他们明白举头三尺有神明做什么都是有神明和上天在看着的，认识到不义之财不能拿，拿了不但会受到法律制裁，且会受到天谴而有灾厄，以及不能利用权势欺压掠夺他人，否则会被厌恨诅咒而遭到恶报。
对公务人员要严格管理，做好监督、考核、奖罚，而对于工作中出现的差错，要理性妥善处理，以便让每个人口服心服，保持工作的积极性，敢于作为。
首先，要分清差错的原因和责任，并采取合适的处罚方式。对于如果是主观因素比如失职渎职造成的，可进行严厉处罚，而如果是客观因素造成或工作量多了难免会出现的在小几率以内的，可以从轻处罚，还有对于由于是工作不熟悉且是首次出错的，也可从轻且可以教育警戒的处罚为主。
要避免一刀切的的处理方式对待工作中出现的出错，免得不公平不合理的处罚导致大家失望而干脆躺平少做事不做事以减少出错的几率，毕竟做多就必然错多，那干脆少做、不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及在各方面工作上，都只敢按部就班、墨守成规而不敢越雷池半步适当变通和做出创新，比如在对一些需要注册审批的产品（如医疗产品），只有和社会已有产品没差异的才容易获批（审批部门一般也是会要求提供类似的已获得注册的产品来比对并给出相近的结论才给批），新型产品由于没有近似且已或注册的产品来比对，要获批是非常难的，哪怕已检验是安全和合格的，这就限制了大家的创新了。
并且政府人员还会把受到的不合理的问责、处罚传递给社会民众，那就是加码把自己管理的领域搞得管制非常严格、办事手续非常复杂、开展业务难度非常大，这样让民众没法进入这个领域来做事，比如我们经常对一些安全事故、社会事件的对应管理官员一刀切且严厉的处罚，结果就是对应领域的管理变得过度严厉了。例如山西的煤矿行业，在一刀切的、层层加码越来越严厉的管理下，除了少数国企还能继续做，其他民营煤矿基本已经歇业或者只能卖给国企。还有消防管理，也是因为管理部门怕被问责而层层加码要求越来越高，导致整个社会在这方面的投入成本、受到的影响（包括使用空间减少造成的损失）都非常大。
其次，对于工作出错、犯错的处罚不可过于严厉。不能按李斯提出的督责术说的实行轻罪重罚，这样会让人人恐慌人心惶惶，小错却极端过度重罚的话，会导致破罐子破摔干脆毁尸灭迹或一错到底，就像陈胜吴广起义一样不起义一定会死那还不如起义了搏一搏。
再次，不是太严重太恶意的犯错，要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不一撸到底一棍子打死，并且允许将功赎罪，以下来的工作贡献换得减免处罚。这样也能更好继续利用好人员，并让其感恩和为了赎罪而会加倍努力工作。
言路畅通的必要性：
一个单位一个国家一定要保证言路畅通，包括调研讨论通道、建言献策通道、情况反馈通道、监督批评通道等，都要建立完善并保持通畅、不受阻碍。
言路通畅有很多好处，包括决策的时候能有更多的讨论参与达到集思广益让决策做得更好更周全更避免错漏，还有在执行中则能获得充分、及时的反馈情况以便有问题能及时发现并解决调整，也就是有汇集更多人才智和防错纠错的好处。
让一个社会有不同的声音是很好很有益的，能从不同角度给出不同思路，和让大家更清醒更保持警戒。
而一个社会只允许、只有一个思想一个声音，不允许讨论，那就离完蛋不远了。一个集体如果是领导一言堂而其他人都噤若寒蝉不敢说出看法提出建议表示反对，那就很容易制定出破绽百出、偏激极端甚至昏聩低劣的政策。如果再加上对这些政策冷血蛮横、没有商量余地的强力推行，那就必然造成巨大灾难。
一个人越是权位高影响力越大也因此越不能有认知错误，而避免认知错误唯一的办法就是“兼听则明”。
不要害怕各种不好、不利的言论，让大家从不同角度说出不同的观点，哪怕说出的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的，好的坏的、对的错的各种不同的言论汇集碰撞，能让大家更好比对找出、提炼出好的、对的观点，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政府作为公共部门应该允许、鼓励大家提出不同意见并充分讨论、争辩，通过大家的讨论、争辩反而能更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因为让大家更充分理解政策而让政策执行更加顺畅。
那些害怕、不允许大家议论讨论的人，都是因为其言行是经不起质疑的，他们号称的真理，如果不允许被质疑，就一定是伪真理。
并且民众的思想和言论是无法禁闭的，古人都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何况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思想文化流通很快且无处不达。钳制言论只会自绝言路，屏蔽批评只是掩耳盗铃。
还有对大家禁言，只会让大家更加不服并绝望，被迫走向抵制、搞破坏、武力攻击等方式的对抗。
有一些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包括把大家议论时政扣上妄议的帽子并加以处罚，还有不许高级黑低级红等各种形式的批评讽刺，都是不对的，大家都有表达的自由即使真的妄议、不友好甚至恶意批评也都没事的，且大家议论、批评都是为了让我们做得更好，是对我们有热切的爱心的，爱之急才会责之切，还愿意对我们议论、批评就说明对我们还抱有期望，如果大家对我们彻底失望，那就不会来议论、批评而是默不作声甚至加油鼓劲巴不得我们往错的方向加倍做下去。
如何做到言路通畅：
首先，必须保持信息传递与沟通通畅。历来很多高层统治者不知道下面实际情况，以及忽略了下面会歪曲执行政策浑水摸鱼、用各种对策化解掉而不执行政策、利用政策兴风作浪公报私仇打击异己。还有信息系统不发达会导致有些人做了坏事也没很多人知道，从而不能更好的对其处罚和制止坏事的继续发生。特别是统治阶层、决策阶层与基层的沟通是很重要的，不但要多为大众着想，而且要控制好信息传递，因为基层的信息往往很容易被中间的人扭曲或漏掉一些了，导致上层了解不到下层的各种真实情况，如果再加上统治者不想、不喜欢听到与自己不同的意见的话，觉得不同意见是干扰的有害的噪音，那么就很危险了，必然会由于上层决策与基层不相符合而造成祸害无穷，甚至导致天下大乱。
为了保持信息传递与沟通通畅，必须建立良好的互动沟通渠道。政府如果不设立质疑政策、反馈问题的渠道，或者设立了但只是搪塞应付，那就会导致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古代政府都会设谏官专门找茬提意见，而当前很多政府单位都有设立信访接待部门以及在网站都会设立互动栏目，就是为了更好地给大家反馈意见和问题，不过也经常由于处理的部门是当事部门自己，当事部门妥善做好处理的压力不大，结果经常出现搪塞应付的情况，建议最好有上级部门或同级的监察、纪委等部门监督他们的处理情况，特别是如果他们没处理好，民众反馈到上一级政府的时候，不要发回来给他们处理，而应该由上级政府来处理。
其次，要容许讨论和批评。不能限制甚至打压讨论、批评，不能把大家的讨论批评定义为妄议并加以惩罚，以及也要允许大家尖锐的、不一定专业、不一定正确的批评，要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度量。
再次，不能打压迫害异议人士，以让社会保持有异议、反对的力量和声音。不能把反对的力量赶尽杀绝了，要把反对的声音和力量看做是能让自己不断进步的镜子，允许、欢迎他们的存在，以及也允许他们结社组党形成专业性强的异议、反对力量。类似宋朝的不杀言官的规定，就是为了避免惩罚有不同意见的言官而导致大家不敢再说话了。与其喜欢和打赏只会随声应和歌功颂德的人，不如爱惜、鼓励、保护好敢于挑问题提意见的人，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
最后，也要培养民众要有质疑、发声的精神和习惯。很多民众特别是中国的民众，都是习惯于听从指令不做思考、逆来顺受不敢反对了，非常缺乏质疑、发声的精神和习惯，即使荒唐的政策也经常很少人质疑，或者有人质疑了也不敢说出来。所以政府一定要鼓励、培养大家这方面的精神和习惯。
经济、政治等的改革，是涉及利益面非常广、操作非常复杂的工程，必须小心翼翼才能做好。
·不能理想化或考虑不周而脱离实际。必须切合实际，且改革目标与社会发展、人民需求的深度吻合。王莽变法的一味复古就是典型的不切实际的违背社会规律的变法，最终被大家抛弃受到广泛反对、抵制。
·要尽量柔化，且给予大家适应调整过渡的时间，避免采用硬着陆的方式而导致对社会和民众造成大的冲击和伤害。比如中国前几年对教培、地产等的调节都太过于猛烈，导致冲击太大，很多企业没法在短时间内适应和调整过来，纷纷被迫停摆甚至破产，损失惨重，造成了比较大的经济、社会问题乃至社会振荡。
·不能急于求成追求一步到位。除非是拨乱反正、力挽狂澜的紧急时刻才不得不快刀斩乱麻，一般情况下不可过于大刀阔斧并导致大起大落，而要循序渐进在不断摸索尝试中不断调整逐步推广。由于改革措施很难一开始就设计得很完善，不能在没有经过试验的提前下就大面积推广，避免改革措施存在的错漏导致太大的灾难和造成没法收拾的局面，且各地情况也各不相同，即使试验验证了也不建议马上全面实施，建议每次推行程度不要超过30%的体量，以便有差错也不会伤及根本。而改革所需的人力物力投入也是会比较大的，各种问题积弊要根据轻重缓急逐次解决，以及有很多问题是环环相扣的需先解决某些问题才能为解决另外一些问题创造条件，需循序渐进地解决，因此是不可能一撮而就马上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否则就会眉毛胡子一把抓顾此失彼。王安石就是由于迫切想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不顾苏轼等提出的变法可从长计议的建议，采取了欠妥的措施且急迫地在全国全面推广，导致对国家和民众很大的危害。清末戊戌变法也是急于求成，短时间内就废除大量旧法、颁布大量新法，结果很多做法有待商榷，很多事情没妥善处理好（比如裁撤冗员却没安排好出路），变法没有得到更多人的支持甚至被很多人反对，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不可操之过急，必须具备充分的条件方可开展实施。包括需要有民意基础、经济基础、文化思想基础，组织好执行团队，筹备好所需资金财物，方可开展，而不能贸然实施。
·不能过激和走极端。事物凡是存在就往往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哪怕不合道义法规，并且一般也都是各方面平衡的结果，所有改革措施一般都不建议采取一撸到底的做法而要根据实际情况留一些余地，不要彻底否定任何事物要留存或借鉴其有价值的地方，也不要彻底打到任何人而是要肯定其好的一面并争取获得其对改革的支持而不是站到对立面。
·要有周密万全的实施方案、步骤。必须有好的洞察力能分析抓住事物的本质，并熟知各种社会情况，制定有效且适合时宜的实施方案和步骤，且做好细节做到比较周密避免疏漏和因此导致功亏一篑，行事要有耐心要稳健而不可鲁莽。
·要妥善处理各方面顾及各方利益。要摸清各相关人员的利益关系与想法，并有大智慧能协调尽量做到各方共赢，从而使改革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要避免得罪太多人以减少反对的力量。改革基本都是导致权力、利益重新分配的，都会打破现有权力、利益平衡，使得一些人减少甚至失去权力、利益，对于利益损失的人，要给予安抚和补偿，才能减少他们的反对。
·要看准拿稳，不能忽左忽右。政策反复来回变化会导致大家无所适从和因为来回折腾导致损失，拿不准的宁愿先不做，已做了才发现错了也不要急于马上改回来，而也要顾虑改回来的影响和代价，逐步调整回来，从而尽量避免冲击和损失。比如之前要求退耕还林、鼓励种植经济作物，现在又说为了保护粮食要求砍掉果树恢复稻田，很多农民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实施过程低调不张扬，减少动静减少扰民。改革的方案要多做调研、讨论，但实施过程不必声势浩大，以避免给利益相关人造成心理压力，给民众造成干扰，尽量做到润物细无声在不动声色不知不觉中落实方案完成了改革。
历代改革、变法失败的例子太多了，有很多主要是方案设计不合理导致对社会反而造成危害，好心办坏事，有的则主要是执行上没做好而功败垂成，都非常令人惋惜。
一个国家的外交和一个人的社交类似，需讲义气有信用并因此被大家认可，并且要广交朋友、注重多方共赢，才会路子越走越宽。
·要把信义放在第一位，讲信用、重道义。信义是何其重要，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如果不讲信用，以及唯利是图、见利忘义，那将会被大家唾弃而无法立足于社会。利益固然重要，但信义更重要，那些追求利益第一而随意践踏信义、奉行“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为了利益随时翻脸不认人甚至出卖朋友的人和国家，都必然被大家厌弃而路子越走越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大家已经明白弱肉强食只会使得大家都走向衰败，文明相处互相合作互相帮助才能走向共荣，信义更加是做人和立国之本，不讲信义才是挨打的主要原因。“弱国无外交”基本是错的，应该是“不讲信义的国家无外交”，自古以来，哪怕是春秋时代，更不用说文明程度已比较高的当今社会，很多小国因为坚持道义而被大家尊重和保护，得以长久生存发展，一些大国由于失去道义被大家视为威胁并群起攻击而败亡，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也都是弱国，他们并没被弱肉强食而是存在得很好。一个信义缺失的国家，往往是发展得很不好的国家，类似中国清末的腐朽政府，还有当今世界的几个独裁流氓国家，被全世界唾弃、孤立、抵制、制裁，丧失很多与世界各国合作发展的机会，遭受的损失比他们背信弃义获得的利益要远远大得多，并因此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有的国家经常没有认清道义的重要性，为了得到一些国家在一些物资支持、联合国投票支持、制衡我们敌人、转移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注意力和谴责、呼应自己发动追求统一的战争等，而助纣为虐支持他们对外侵略、作乱和对内维持极权统治，无视他们对他们其他国家和自己国内民众的极度伤害以及对世界和平的破坏，是很不应该的，也因此被世界唾弃、孤立而在国际社会寸步难行、经济一落千丈。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做到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并获得世界的尊重，而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做违背世界潮流、民心所向的事情，对于搞独裁统治、神权统治和搞暴恐袭击、侵略他国等被世界唾弃的政权和政治组织，要远离和切割，最好是进行鲜明反对，避免因为和他们交好或走得太近而也被国际社会不认可和抛弃与孤立，而支援一个国家也要支援里面正义的被民众认可的力量，而不能帮助里面独裁贪腐的统治者镇压民众维护统治免得会被当地民众厌恨。还有我们如果要寻求在国际社会有影响力能起主导作用，也更需有好的声誉、德望，才能获得大家的支持，不然口碑很差、名声很臭那只会被大家诟病和抵制。
·要让国家充分开放。一个国家对世界充分开放，去除各种限制，才能吸纳世界各地的资源和人才前来发展，以及自己有优势的产品、服务也才能畅销全球获得更多收益，从而让国家发展得更加繁荣，而闭关锁国只靠内部力量建设国家，只靠内需内循环创造经济效益，会发展比较局限动力比较不足，最终只会走向贫穷和衰败，中国清朝就是最好的例子。还有开放互市也能更好保证国家的安全，能实现和其他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加互相依赖而不会互相对立，国家因此也更加安全，以及很多战争也经常都是一方为了获得另一方的资源但没法通过贸易获得只能通过武力获得而发动的，比如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进攻、西方国家对清政府的敲打等，解决这些战争、冲突往往是采用开放市场贸易比武力对抗的效果更好，且大家也都发现通过贸易交换比通过武力战争能更容易、更低成本地获得所需商品和利益，比如汉朝设立边境集市让匈奴可通过贸易交换获得急需物资而不需诉诸武力，也是使得边境安宁的主要措施，而明朝隆庆皇帝也是通过开放贸易解决了倭寇和鞑靼经常来侵掠的问题，“隆庆开关”放开了海禁，不但使海外贸易额节节攀升，还彻底根绝了倭寇滋生的土壤。
·要韬光养晦谦逊低调低姿态。邓小平强调我们要韬光养晦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还没条件且也没必要以及不能逞强逞能，我们很多方面还是很落后的，个别地方有优势而已且这个别地方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不要打肿脸充胖子。放低姿态能让人感到被尊重，往往能更好解决存在的矛盾。低调则才能让我们闷声发大财获发展，不然高调只会让人看了不服气、不顺眼而减少对我们的支持甚至会有意对我们使绊子。
·要实现广泛交好。国家和人一样，朋友一定要多多的，才能多一些发展的路子，为此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上一定要善于交流沟通获得他人理解、多考虑和尊重他人获得他人好感，以及温和不偏激、宽容不计前嫌小隙甚至需要时也尽量忍辱负重，从而尽量避免和其他国家走向对立，明白“人至察则无徒”不会苛求他人而导致没有朋友。中国近几十年来奉行交好各方不得罪人，还是比较好的，这样的做法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立足和发展的，希望我们能继续传承发扬，而杜绝战狼式的、四处树敌的外交行为和过激言论，要抛弃鼓励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冷战思维和做法，要明白外交主要是讲协商谈判而不是讲斗争，大部分国家都是希望和我们多合作共赢的而没有真正故意敌对我们的，只是国家之间难免会有利益、观念上的纠纷和冲突，但只要大家都受规则讲道义，且总体是共赢的，就没问题的，通过友好协商、互相让步、一同遵守好原则，都是能处理好关系的。另外对于其他国家对我们的批评、指责，也不要激动，不要就觉得是被侮辱或被攻击而闹脾气搞僵关系，我们确实存在问题的要多自我反思并虚心改进，我们没问题的要对批评者多做解释、沟通。我们目前在国际上比较被其他国家孤立甚至敌视，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比较恶化，这固然有他国的一些原因但也有我们自身违背国际规则、违背道义、不够温和谦逊、不善于沟通等问题的。
·对不同的国家采用亲近程度不同的交往。国家外交和人社交一样要择友而交，要多和发达、文明、富裕的国家交往合作，以便更容易获得合作的利益，获得更高的利润，且合作会比较有保证比较少会有不可控因素，而要少注重和贫穷、落后、人员素质比较低的国家交往合作，以免很难获利甚至还经常要亏本输血给他们，避免合作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不可控的因素。另外要和讲信义的、在国际口碑好的国家交往，而不要和口碑不好的国家比如北方某野蛮侵略成性的国在一起，免得我们也被国际社会觉得和他们是一丘之貉也是坏的国家，如果有时和他们有接触，也要小心把控而不要上他们的当。
·尽量减少金元外交。通过金元外交获得的朋友都极少是真正的朋友，基本都是为了来薅羊毛的而已的。这些年我们为了获得一些小的、落后的国家的在国际场合上支持我们，经常通过援助、援建、无条件低息免息贷款、接受留学生并给补贴等方式来讨好他们，结果花掉了太多资金、资源在这些国家和其国民身上了，结果产生的正面效果非常小，投入产出比太低了。且援助的金额很多都落入我们这边援助经手人和那边援助接收对接人的口袋中了，这也是有的人热衷于推动对外援助的原因。我们应该尽量停止这方面的行为减少这方面的开销，而采用靠和各个国家合作共赢、讲信义获得认可来实现和其他国家交好。
政府首领的推举、选任是政府运作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开展得好，能推选出比较好的人选，且在推选过程中不会因为不同观点争执、利益争夺而导致纷争乃至战乱。而对政府领导人的监督可让其更好做好工作而减少做错、避免乱来。还有对于不合适继续担任首领的领导人进行罢免，则可实现及时调整减少不良影响。
政府首领的推举、选任和监督、罢免是比较复杂的工作，且涉及的利益非常大，所以总是难以避免激烈的斗争，人类社会自古至今在这方面也吃足了苦头，中外历代为了确定、争夺领导人人选而经常造成很大的社会危害和损失。
如何让政府首领的推举、选任和监督、罢免的工作更好、更有效地开展呢？
首先，必须保证有序、平和、文明进行。首领的推举选任不能陷于混乱的纷争甚至为了夺位互相倾轧、大打出手、引起战乱，要确保竞选首领的各方必须不会、不敢、也没法制造事端兴风作浪。像中国古代的大部分中原王朝（基本是汉族王朝或汉化接受儒家文化了的少数民族王朝），则为了更好减少纷争保持稳定，大部分时候都是采用默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的机制，让大家没有争议不用陷入纷争。而一些塞外游牧民族的政权包括匈奴、蒙元等政权，则经常是为了争夺权位几兄弟、叔侄大动干戈，结果导致分裂和内耗而很快整个政权由盛而衰了。还有首领的罢免、变更也要通过和平的政治程序进行，不能通过暴乱、政变进行。以及首领有发生变更了，也要避免关联的杀戮，让社会走向文明，不能非得你死我活，而是要让竞争失败者继续生存，古代新首领上台了经常会大开杀戒除掉对自己有隐患的人，特别是政变起来的人经常会把政敌连同家属、手下斩草除根（典型的例子就是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逼李渊把李建成、李元吉的小孩也都杀了）以绝后患，还有一些时候在选定太子人选后还会杀掉其母亲以防止其母亲和亲戚以后干政（最典型的就是汉武帝传位给刘弗陵的时候也杀了其母亲钩弋夫人），甚至奥斯曼帝国更是残忍，在很长时期内实行弑亲继承法，一个人继位了，其兄弟姐妹等王位竞争者就都会被杀灭，后来为了防止苏丹无嗣而终帝国将面临绝嗣风险才停止了这这个做法，但其他兄弟姐妹也必须被软禁且不能生育或者生育了孩子也会被杀掉，以尽量减少纷争的风险。
其次，参与推举、选任和监督、罢免的人一定要出于公心，要考虑千千万万的人民的福祉，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自古以来，很多时候一些人对领导人的推举，都不是按最优秀最合适最有利于国家来推，而是以有利于自己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来推举，还有有的只是为了获得拥立之功以便日后谋取赏赐和权位（特别是拥立了本来上位机会很小的人可获得非常高的回报），这往往带来了灾难。比如唐朝长孙无忌出于李治是自己的外甥以后自己能有更多权力分配的私心，竭力推举并不是最优人选的李治当皇位继承者，导致国家由强变弱。还有北宋向太后出于个人考虑，故意排除其他优秀人选，坚决支持性格能力都不合适当最高领导人的赵佶成为新的皇帝，为北宋灭国埋下了大雷。近代也是经常出现老领导人为了保护自己和家族利益，推举新领导人只考虑人选是否属于自己派系或听自己控制的，而不是推举德才兼备的，结果经常导致有缺陷有问题的人上位而有能力素质好的反而落选。历史总是因为少数几个人的私心而没往好的方面走，真是让人叹息，希望以后能杜绝这种情况，有机会参与首领推举的人，一定要以大义为重，放弃利益得失，才能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历史，才不会背负千古骂名。还有政党、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互相监督、互相罢免，也要处于公心，讲道理，不要只是为了自己利益而什么都作梗制造麻烦和对方做什么都进行反对。
再次，要扩大候选人和选举人的面。包括领导人的参选面大了才能更好找到好的人选，且也更能服众，而不能只限定于某几个人。还有推选、选举由越多人参与越好，不要小圈子选举，更多人从不同角度考虑，能更好避免选出不合适的甚至坏的人。也就是说全民自由选举是最好的，这个机制是长期演化和广泛验证了比较好的。当然如前文说到的投票制度的改良，选举的时候不赞同一人一票的均等方式，可以政治、政府专业人士（包括老领导等）可有比普通民众有更多的票数，毕竟他们更加专业、熟悉。
最后，必须建立良好的监督、罢免领导人的机制，让领导人接受充分的监督，且在不合适继续担任的时候能被及时罢免，以及不论什么岗位都要规定有任期限制而不能一直任职终身任职。特别是罢免的机制，是必须建立好的，宪法等要有明文的规定和程序说明，这样才能避免出现不好的领导人却没法及时、和平将其赶下台。自古以来人类在没法及时调整不好的领导人这方面已经吃尽苦头了，一直以来，经常出现领导人昏庸甚至残暴，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很大伤害，却往往总是很难让其下台，大家只能长期忍受其害，或者需通过政变、暴力革命、战争才能将其赶下台。除非个别时候领导人掌控的反抗力量比较弱，才会出现被权臣废黜而下台，算是和平罢免的方式，但这种被废黜的领导人往往并不是坏的领导人而经常只是弱势争斗不过权臣而已。
政府领导人往往拥有很高的权力，能拍板很多事情、决定很多资源的分配，甚至集权过度的话还会拥有对国家事务独断乾纲、对他人生杀予夺的权力，因此政府首领的好坏会非常大地影响国家兴衰和人民幸福。并且政府的领导人的更换难度往往比较大，特别是在没有罢免机制甚至没有任期限制的情况下，所以一旦选错人选来担任领导人，往往会带来很大的、持久的灾难。在制度不健全、好的文化没形成的国家和地区，对领导人没有制约的机制和风气，一个坏的领导人就总会祸国殃民很严重，且总是能为所欲为而其他人都拿他没办法。
因此，必须由比较好、比较合适的人来担任政府领导人。
那什么样的人适合担任政府领导人呢？也就是担任政府领导人的条件是什么？下面一些要求应该可以参考：
·必须要有好的三观。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很重要，会影响自己一辈子，而一个领导人的三观就更重要了，其价值取向、做事方式对国家和民众影响非常巨大。
·必须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必须追求为社会做出贡献、追求为民众造福，有担当主动承担责任，努力追求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而不能素位尸餐、碌碌无为。
·必须要有爱心，且必须是大爱之心。要深爱每一个民众而不是只爱其中一部分人，对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人都爱，对有问题的人甚至敌人也有爱懂得以爱感化人化敌为友，这样才能团结好各方力量实现大团结。且要爱得跟爱自己子女一样（也就是“爱民如子”），发自内心地爱，这样的人才会真正处处想办法让大家过得更好造福广大民众，才会体恤民生、爱惜民生而不会随意损害民众的利益、社会的财富。要把是否有爱心作为公职人员录用的第一指标，对于缺乏爱心、漠视群众利益、不爱惜国家和社会财富的人，都不能选用、任命为各级、各部门的领导人，不然会伤害很多人危及整个社会。对已录用的公职人员，也需继续多考察、培养、引导、鼓励其爱心，以此为每年考核的重要指标。对人民有爱心也才能更好获得人民的爱戴并获得成功，否则不会被人民认可和接受，比如宋仁宗散步口很渴、工作比较晚肚子很饿，却强忍不说，就是考虑到怕说了会导致下属麻烦甚至被认为工作做不到位而被责罚，可谓宅心仁厚爱民如子，因此他被广大民众爱戴、记念。而从不少事情来看，蒋介石和宋美龄在爱人民之心上是不够的，而是比较注重个人利益、个人权欲、个人享受的，且经常无原则地过分袒护亲信与家人，其在大陆走向失败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必须要有怜悯之心。对可怜的人有恻隐之心，见不得他人受苦，这样的人才会注重民众的困苦而急迫努力改善民生，也才会处处尽力避免让民众受苦受难，才会照顾、扶助社会的弱者。当代有的人对自己统治下饿死很多人不觉得愧疚，还说哪个朝代没饿死人的，就是典型的反面例子，这样的人做领导确实给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还有觉得民众穷一些、经济紧缩一些是饥饿疗法反而更好，也是缺乏对民众生活艰难的感同身受对民众受苦缺乏怜悯的。
·必须要有顾己及人之心。要有同理心，有换位思考的习惯，处处考虑每一个人的利益和感受，这样的人才会处处避免自己的言行、决策伤害到民众，而不会只为追求自己的功业而不考虑追求的功业会牺牲了民众的利益，不会只顾自己虚荣面子而从不俯首看民生顾虑民生的艰难。
·必须要成熟稳重。作为领导人必须老成持重，要有成熟的心智，毕竟国家事务事关重大不可儿戏，不能行事鲁莽不计后果，也不能频繁变换政策，必须老谋深算深思熟虑，方方面面考虑周到且长远、事事能处理得滴水不漏做得周密尽量少纰漏，而不可想法幼稚、对一些事情想当然。历代挑选官员、王位继承人也都是很注重心智成熟、行为稳重与否的，比如北宋向太后出于私心要强行立宋徽宗为新帝，宰相章惇就指出宋徽宗轻佻浮夸不合适，只是遗憾的是这个意见没被采纳。还有崇祯也是典型的不成熟稳重的人，各方面经常进退失据，也导致了亡国。
·必须要有当机立断的决策魄力。决策经常会有争议，需要由领导人做抉择，这时候就不能顾虑过多缩手缩脚导致难以成事，需要有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决策的魄力，特别是在情况紧急的情况下更不能优柔寡断以免贻误时机。
·必须性格温和而不能冲动易怒。个人处事有时可以相对适当血气方刚一些但也要节制，作为政府领导人就一定不能易怒冲动意气用事了。领导人发怒冲动往往会带来极大的危害，最夸张的就是“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而最少是发怒了底下就会无所适从乱了分寸，如果领导人经常发怒，那属下就会不敢提出自己看法和想法，不敢发挥主观积极性做事，甚至只会为了顺应上级喜好而做事做出违背规律的事情，这方面易激动易怒的崇祯就是很好的例子。
·必须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有定力。没有坚毅意志、强大的心理素质，是不能担大任也很难成事的，不然没有定力而左右摇摆也会造成很大问题，比如崇祯就非常缺乏定力，遇事容易慌张，导致在很多事情上顾此失彼，比如有一次受到后金出于骚扰目的的攻击，不做分析判断，就紧张地调回即将灭掉李自成的军队回来勤王，导致剿寇功败垂成。
·必须比较宽容能宽厚待人。要能容忍他人的非主观的、无伤大雅、首次出现的过错和不足，不过于严苛，并且允许他人知错就改、将功赎罪，不会得理不饶人，这样才能团结更多人。
·必须对他人友好善于团结大家。要对每个人都友好，做到人畜无害，不和任何人对立，和绝大部分人都搞好关系，就像刘秀一样做到被各派别广泛接受。作为领导人不能君子作派只和素质高的人关系好，而是应该长袖善舞、交好各色各样的人。
·必须和蔼谦卑。这样才能让人感到平易近人和受到尊重，获得更多人的接受、认可和帮助。
·必须虚心谦逊。自以为是、自大高傲会让自己停滞不前甚至看不清事物，且也让其他人反感而即使有问题也不会给予指导和提醒，只有虚心谦逊才能不断反思、不断发现和学习他人长处并不断进步。
·必须要有丰富的知识和阅历。知识和阅历不够会对世界对事物产生与事实不符的认知，从而导致出错，只有知识丰富且经过比较多历练，才能较好把握事物本质、判断形势、洞察问题并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问题。
·必须讲原则顾大局但又善于在保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适当灵活变通、酌情处理事情。
·必须做到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这样才能服众，被大家跟随。
·必须注重信用，守信用，说到做到，而不能是不重视信用言行不一致的人。
·必须是勇于直面问题而不是喜欢掩盖问题的人。
·必须做到代表多数人利益而不是有私心只顾小团体的利益甚至为了小团体的利益牺牲大多人的利益。
·必须善于做人处事被大家广泛认可。包括和大部分人关系良好不会和各方搞僵关系，做事方式被大家认可，做事结果也符合大家大多数人的期望。被大家认可才能更顺畅领导大家开展工作，不被大家认可众叛亲离就会各方面工作都受到大家抵触。
·要有法治精神。做事自觉按规定按程序来，而不能觉得领导人就可为所欲为特事特办。
·做事要有底线。不能给不择手段的人当领导，政治斗争中搞阴谋耍手段对其他人下毒手的人也都是会对国家和人民耍手段祸国殃民的，还有不能给残暴不仁为了自己掌权残杀民众的人掌权，比如据说薄某迫害很多企业家和官员，甚至曾说要在自己管理的城市杀3000人以立威，幸好其被拿下而没继续掌权和上位，否则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的人头落地。
·必须谨言慎行。领导轻轻的一句话、简单的一个要求，往往都会被下属过度解读和执行，导致下属和民众很为难、很麻烦、损失很大，所以作为领导人说话做事一定要倍加谨慎。
·要比较中庸，不能容易偏激走极端，做事懂得留余地，这样才能平衡、协调好各方，团结好更多人。
·要能屈能伸，需要的时候也能妥协让步，而不能太强硬一味硬扛。这样才能审时度势采取合适的方案保存实力又做到利益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获得最多，以及更容易被大家接受、更能协调各方面力量。
·要不会太计较与其他人之间的纷争，不会记仇，不会报复心太强睚眦必报且不达报复目的不罢休，这样才能减少与他人的摩擦和对立，不会四处树敌。
·要淡泊名利看轻权力和利益。不能过于追求自己的权势、地位、利益和功名，这样才能不会为了弄权祸国殃民，才能清廉不损公肥私，以及不会计较个人得失。不能有野心甚至权欲熏心，要追求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且明白即使少掌权、没掌权也是可以做大事的，也更要明白必须追求造福民众而不是追求实现个人权势、名利。
·要做事不强求不急于求成。根据实力能做多少事就只做多少事，且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心做事就好，能做到怎样不能强求，以及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适当佛系也更好可让大家工作不难为，事情追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顺其自然不违背规律也更好。诸葛亮急于求成没审时度势不自量力六出祁山，空费国力而功败垂成。还有台海统一也需通过经济文化融合逐步推进，而不能急于求成甚至诉诸武力，否则会适得其反。
·要能知错改错，而不能偏执、执拗和不能认识、接受失败。历史上如王莽、王安石，就是非常执拗，把失败都看成是别人搞破坏而不是自身原因，出错很严重了但仍头撞南墙也不回，近现代也有不少这样的领导人。
·不能刚愎自用骄横专断。很多昏君都是治国无方还又骄横专断，从不考虑他人意见。不能选太强势的、一言堂的，更不能选心术不正、不择手段的。摘录：一个刚愎自用，缺少妥协，急功近利，又破坏既有制度的变革者，一定会导致巨大的灾难。加上道德至上和礼制的先天不足，则必定会失败。
·不能志大才疏，否则会才疏学浅各方面都不懂但却心志很高爱管事乱指挥瞎折腾昏招频出，造成更大的危害。
·不能虚荣好面子、只喜欢听好听话、好大喜功。不然就会做出虚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决策，以及被被奸佞小人通过巴结奉承而利用。要低调、务实，时刻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宣传自己的功绩，不断努力提升自身能力、做出更多功绩以更好配得上自己的职位。太强势太好大喜功的领导人对国家和人民都是灾难。比如汉武帝将国家变成自己野心与权欲的工具，摧毁民营经济，破坏法制加重刑律导致冤案错案极多，激发社会互相告发、陷害的风气，好战、好大喜功、骄奢淫逸导致让民众负担非常重，把文景盛世积累的国家财富耗费怡尽，把人间变成地狱。还有杨广好大喜功、骄奢淫逸导致天下疲敝、百姓流离、寰宇分崩。
·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和名誉追求。领导也只是一个岗位，和大家分工不同而已，而不是高大家一等。自我感觉高人一等就必然没法服务好大家而会觉得应该被大家服务，甚至欺压、打击大家。也要知道自己没那么高能力和德行不能对应太高的荣誉。刘少奇就曾批评当时领导人“自以为是，毫不知耻地要求党员去尊重他，拥护他……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好名的孽根未除，他企图把自己打扮成为“伟大人物”和“英雄”，甚至为了满足他的这种欲望而不择手段”。
·不能心智、性格有缺陷。包括不能有扭曲的心理比如仇富心理、见不得人好的心理，这样的人会把大家拉到共同贫穷，还有有的人有报复社会的心理如果当领导会故意为害社会。而愚昧愚蠢智力不足认识局限和性格孤傲冷僻固执死脑筋等，也都不适合担任领导职位乃至任何公职。
·不能有精神错乱。比如历史上“何不食肉糜”的晋哀帝就是精神有问题的人被妖后等人任意控制，还有王莽在后期也是精神错乱的做出了各种怪异、令人啼笑皆非的行为。
·不能太好强，也要懂得知难而退和功成而退。作为领导人，如果没能治理好国家、地方，也一定要自觉做到能上能下，而不能不合适了、被很多人反对了却还赖着不下台，要明白自己不及时下台会引发民愤导致民众抵制继而导致社会萧条乃至动荡等社会危机，及时下台可化解危机，如清室逊位就避免了全国全面爆发暴力革命，以及汉武帝发布罪己诏并逐步退位也挽回了一些民心避免了天下动荡，而唐玄宗默默接受被太子提前登基取代自己也算是最后的一丝英明之举，还有袁世凯的宣布退位也一定程度化解了当时危机，以及让自己免受被推翻杀戮之辱。另外历史上很多君主，本来前面阶段做得很好，如果早点退位，能在历史留下很好名声，但却不懂功成而退，贪恋权位一直不退位，到了年龄大了都昏聩而昏庸甚至胡作非为，最后身败名裂，包括唐玄宗也是其中一例。
·最好是有经历过贫穷、困苦、磨难的，这样的人才会比较务实，且对底层民众更有同位心和同情心。
·最好是有较好自身经济实力、经济基础的人。这样的人不需要通过当官来获利，反而更加不会腐败，不然如果家庭贫穷，当官了就会很容易产生通过权力获利的念头和行为。
·最好是已在社会、经济领域工作多年且担任领导和比较有成就。这样的人有阅历丰富，熟悉社会、经济的各方面情况，又比较有管理经验，再来当政府领导会更好。比如让一个成功的、管理着很多人的企业家，来管理政府，一般也都能得心应手的。
·优先考虑思想开放、讲信用、风气较好的地区的人，少选用民风不好的地区的人。比如笔者之前在一个公司工作，有一个部门的经理是西北某省的，非常愚笨死脑筋，就把部门管理得鸡飞狗跳的，还有电诈的组织者很大比例就是来自银行信用评价体系中得分比较低的东南某省，该省容易出没底线的人那也尽量少选用该省的人做领导。
·最好不能是在特权、特殊待遇中长大的，不然会有特权思维、习惯特事特办的思维、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民众利益和感受的思维。
·最好不能太老。干部领导要年轻化，最好要求超过60岁就不要担任领导职位了，最多做做顾问就好。不然年纪大耳目闭塞、思想僵化，总是容易出现脱离现实、好心办坏事、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昏庸产生晕招等问题。还有人到了一定年龄，通常会有不同程度的阿兹海默症，就是一种老年痴呆症，出现这个病况之后，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安全感大幅下降，如果担任领导人就很容易出现对他人不信任、动不动怀疑和打击他人。
·最好是婚姻家庭美满或最少比较正常的人，尽量少选用婚姻、感情异常的人。婚姻家庭美满的人一般是性格、人际关系处理能力比较好的人，而婚姻、感情异常的人（特别是经常更换对象的渣男渣女）往往三观、性格也是有问题的。
总之，领导人处于高位掌握着权柄，好坏影响很大，在选用上选要慎之又慎，合适做帅才的才让做首领，只适合做将才的就不让做大范围的管理而只是让独当一面，且平常也要通过监督、提醒、媒体批评等确保领导人时刻有好的心态和认知。
极权专制就是少数人拥有无限权力，管理上家长制，决策上一言堂。
极权专制的危害大部分人都有深刻的感受和认识，特别是经历过几千年专制统治的中国民众。梁启超说“一统其不良之结果为：民权狭而政本不立，一尊定而进化凝滞……”专制的危害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一些方面：
·使得社会发展变慢。极权专制下领导掌握一切资源为所欲为，其他人围绕领导乞求赏赐必须绝对服从领导，所有事情只是领导一个人说了算，不允许其他人有不同想法、观点，导致大家都在提议、决策、做事等方面都没法发挥作用，没法做到集思广益，只靠少数领导的智慧而不是发挥全社会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各方面都会非常局限，发展缓慢。
·使得社会不公平并使得大家没积极性创造力很低导致国弱民穷。极权专制只是少数人决定机会、财富的分配，很容易导致了很大的不公平（少数人通过权力掌握占有巨大财富而大部分民众谋生机会很少往往为了蝇头小利争得头破血流），大大打击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导致很多人躺平、抵制，社会创造力大大减少，经济停滞，世界上所有专制国家都很羸弱贫穷就是这个原因。
·使得社会效率低下、内耗严重和体制死板僵化。专制统治者基本都是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的，以及为了不被大家看明白其行为而反对他们，往往会搞很多繁文缛节，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从而更好掩人耳目、混水摸鱼，结果就造成了很大的、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耗费和效率低下，为了遮掩他们的攫取利益而大大损害了社会总体的利益。还有权力集中之后，只有核心领导有决策权，大部分人都没有决策权而没法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处理事情，且需层层批示，效率非常低，处理事情的及时性也非常差，以及每个人都害怕哪里引来领导不满意会被责罚而小心翼翼，做事变得非常死板、僵化，宁可万无一失也不敢灵活变通。
·把大部分人变得贫困、卑微、愚昧、无赖、没有自由和安全。极权专制必然受到大家的反对，而当权者为了维护统治害怕广大民众觉醒，必然极尽所能压迫、禁锢、欺骗、误导大家，让很多人被蒙蔽甚至被愚化，并且会处处限制大家让大家贫困而没实力反抗，制定很多恶法以便让每个人都有把柄可随时被收拾让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而只能乖乖听话，对于敢于反对的人更是会受到其严厉打击，这样让很多人丧失了财富、尊严、自由甚至生命。（摘录：《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春秋时代单纯淳朴；唐代雄健阳光，有尚武精神；进入明清之后，流氓气越来越重，而此流变与专制制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导致国家封闭且与其他国家关系紧张。极权专制都会害怕被国际社会批评、干涉，而会选择闭关锁国，以及会制造和其他国家的冲突树立外部敌人以便把大家对他们的仇恨转移到外部。大家可以观察比较，就可发现民主国家与政权故意挑起战争的极少，有发动战争都是被迫反击，而世界上制造事端的基本都是专制统治的国家和政权。
·很容易产生不理智、违反常理、损害本国和世界的决策。专制国家只靠少数人决策，很容易因为这少数人的考虑欠周、冲动、个人喜恶和意气、个人利益考虑而做出不良的、不利于国家和民众以及国际社会的决断，也因此专制统治国家的很多政策都是有很大随机性、偏颇乃至比较怪异的，还有大家都会很担心专制国家突然乱来、不按牌理出牌，不像民主国家做决策都是多人充分讨论而决定的基本不会有不理性、明显差错的决策，大家已经公认把专制统治的国家视为世界和平、社会稳定的隐患和威胁。
·导致严重的腐败。权力越大就越容易出现腐败，绝对的权力就会出现绝对的腐败。
·导致坏人更容易上位当道。哈耶克的结论：苏联斯大林主义，从中央计划经济到个人集权再到法西斯主义的演变，是必然的。这一论述在47年后果真言中。集体主义有时可以体现出英明与高效，但历史演进却往往变成坏人当权者多于好人。这是因为当集体目标成为个人上升目标时，往往是不择手段也要完成，没有野心且诚实善良的人通常做不到。组织内部不断趋同，最后掌权者中，好人就会越来越少，坏人就会越来越多。“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哈耶克）
·专制对施行者本人和所在的政党也都有很大的危害。包括对施行专制的统治者自己都有害，因为会让其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而对于一个政党，如果出了一个专制独裁者，也会把整个政党拖垮甚至走向覆灭。
总之，专制统治极大阻止、破坏了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让大家的生活和发展都受到极大危害。
（摘录：凡是专横的权力肆虐的地方，文明就式微，野蛮就当道，人民就遭殃。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驯化，因为在不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的地方不可能有繁荣的经济。不是民主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发达的国家；专横权力横行的国家不应算是文明的国家。）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领导谈话时说：“现在看起来，我的份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人类组建家庭、社会之后，权力从初级的层面到后来越来越有组织性、管的范围越来越大、权威性和集中性越来越高、越来越不受约束，走向登峰造极，就形成了一言堂也就是极权专制。
在中国，最早的记录应该是大禹的时代就已经形成专制，比如包括防风氏只是开会迟到且是事出有因的，但大禹个人不爽发怒就可随意将其杀了，以及大禹后来改变禅让制而传位给自己的儿子。秦始皇则把专制极权推向了一个高峰，为后代的统治者一直模仿沿袭。从汉代开始，统治者为了更好麻痹民众，不被民众看出吃相很难看，也采用了儒表法里的方式，用儒家提倡的礼教、道义来掩饰吃人的人治，如《为何中国经历两千年封建专制？谁制定了帝王之权？谜底在此人身上》一文说的“向天下百姓宣扬的是忠君爱民的儒家。真正起作用的是皇权至上的法家，儒家思想是教化万民用的，法家思想才指导决策用的。秦国为封建王朝创造了以法家为核心思想的专制基础，西汉给这套制度披上了靓丽的新装，让其看起来是光明美好的。所以，谈仁政，说王道，尊儒家；但是，搞专制，行霸道，崇法家”。
大部分民众，都对专制行为麻木漠视，以及害怕被报复打击而不敢反对。而没有受到反对等约束的权力，就如脱缰的野马，变得越来越专制了。
专制施行者为了集权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都是想尽办法打压反对的力量、消灭一切潜在的反对力量于萌芽状态，更不允许其他力量实现集结（比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就是禁止和打击结党），尽量多掌更多、更大的权，且尽量无限期掌权，即使不掌权了也交权给其嫡亲或亲信以避免被清算。
伴随着权力的不断膨胀、不断野蛮生长，变得越来越任意为所欲为，民众和社会的权益越来越受到侵害。几千年来，每隔不久就总是会出现政治上的强权人物、枭雄并严重祸国殃民。
古今中外也很多仁人志士也看到了专制的危害，不断提出对权力的制约方案，从周公、孔子的强调德治、遵守礼法、顺应天命，到孟子的主张“君轻民贵社稷次之”，再到从西方兴起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理念，都是努力想办法制约权力，很多敢于直言的谏臣、被迫造反的起义民众，也是置自身安危于不顾，努力和极权统治者做斗争。但也有一些无良的人物，为了邀功请赏获得个人一点利益，不断地为专制设计更有效的方案制度（最恶毒且危害最深的就是提出愚民弱民穷民疲民的商鞅），以及充当专制的吹鼓手不断制造舆论观念（如忠君思想等），还有充当专制施行者的打手、狗腿子。
古今中外几千年来的历史，很大部分就是专制和反专制的拉锯斗争。一些人不顾民众利益、国家安危而不断加强集权，而部分人也奋不顾身积极跟他们斗争。不过在前面的几千年，特别是在中国，反专制还是一直处于下风的，社会变得越来越专制极权，专制的体制越来越严密力量越来越强大，人民被压迫得越来越喘不过气且越来越没有反抗的途径和力量。从中国近代史来看，反专制的力量确实越来越薄弱，乃至到了慈禧专制几十年竟然没人将其拉下台。而专制的思想在很多人的思想中也是根深蒂固，连一开始追求民主共和的孙中山也有追求专制的倾向（摘录：不同于中国大陆学界主流，刘晓波对孙中山的评价比较负面，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他作为“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普遍推祟不同，刘晓波称孙中山真正的政治遗产是暴力革命和民主集中制政党，其次是“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国体制”，也就是政治独裁；大量史料证明，孙中山不管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激进的革命者和霸道的专制者。刘晓波根据孙中山死前的所作所为，认为若孙统一中国，不会施行他许诺的“三民主义”，极有可能是一代极权君主。中国政党史上，孙中山开创党派至上、君师合一、以党建军、以党训政之传统；中国新闻史上，孙中山是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中山眼中的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新闻和记者是党派思想的宣传员）。
专制极权和其必然带来的腐败危害非常大，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去防止其的出现。
那如何防止专制极权、腐败的产生呢？包括从制度上如何防止有专制倾向的权力野心家上位、如何让当权者没有专制的欲望和机会、如何对当权者进行制约和监督让其不能任意为所欲为，以及文化上如何让民众鄙视而非认可强权且敢于和强权斗争从而让专制极权没有生存的土壤。
其中制度尤为重要，不好的制度很容易产生专制，且一旦形成，很难对其进行反对、清除，而如果有好的选举、决策、监督、任期限制、罢免制度，则可较好避免专制的产生。而文化上则是根源，只有清除专制的文化土壤，才能让其不会死灰复燃。
·端正领导人及其从属人员的认识和三观：
要让领导人认识到通过民主自由制度把社会发展好了自己也能够获益更多，比采用专制制度限制民众而让自己可任意攫取利益更好。
要让领导人注重名声，认识到推动社会民主自由而造福民众，才能让自己千古流芳，而专制极权统治民众让民众受苦只会让自己背负骂名遗臭万年。
·尽量减少权力和权力带来的好处：
让权力尽量还给民间由民间去自治，政府主要做好秩序维护而不要掌握太多的权力和资源利益分配，则权力就会比较少，且拥有的权力也没什么甜头，就能让人不会想着多榄权、多从权力中获得好处。让权力没有甜头尤其重要，不然权力有甜头有好处那就阻挡不住有人要想尽办法弄权捞好处，就像有味道的东西苍蝇会纠缠不走，没味道自然就会散去。
尽量减少政府掌控和分配的资源、利益，从而更好减少贪污腐败的机会。目前政府掌控和参与分配的资源、资金太多，包括基础建设、科研扶持、产业扶持、社会保障、对外援助等的大量资金，以及矿产等自然资源，和医疗、教育等资源，还有政府掌控的行业和经营的大量企业，这些在管理与利益分配上都有非常多的贪污腐败情况且是很难根除的，不如政府减少在这些方面的掌控和分配，而改为采用其他方式也一样可达到原来由政府掌控这些资源资金以达到保障国计民生的效果的，比如可交给民间做政府只需按做的结果、效果给予补贴即可。可以说，只要有腐败的机会，就很难避免腐败，再怎么抓也抓不完而官员们只会变着形式腐败，且为了逃避监管变得腐败方式会越来越复杂耗费成本越来越高，所以不如从机制上减少可腐败的机会。
以及体制上要做到让政治人物靠能力、声望做事而不是靠权力做事，有能力、有声望者不管处于什么职位有多少权力都能发动大家实现办大事，而不是靠权力指挥大家才能实现办大事，有权力但如果没能力、声望不好或决策错误也指挥不动大家，这样大家就不会为了追求个人功业而过于追求权力。
·尽量弱化权力，制约权力：
权力不能太大，要尽量弱化、尽可能最小化，不然当权者权柄太大就会导致其他人都没法且不敢对其进项反对，比如当权者能任意影响其他人的任职、待遇甚至生活、发展条件乃至生杀大权，那其他人就都不敢反对他而只能奉承、讨好他，任其宰割了。
《韩非子》提出了领导应将赏罚之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放弃此权限，就如失去爪牙的猛虎，将不能左右部下的一致。确实，人都是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最怕的就是能够左右自己利益的人也就是掌握了对自己赏罚的人了。因此，赏罚之权若掌握于一人之手，就容易造成专制，所以我们为了防止专制，应该将赏罚之权归于集体共同决定，凡有大的赏罚，包括大的任免、利益分配、奖罚都有集体共商而决定，这样一来领导就不能自己一个人随意左右他人了，也无法形成专制。
笔杆子（媒体）、刀把子（监察、司法和军队以及警卫等）也必须独立，而不能被当权者操纵，不然当权者就可随意影响其他人的名誉和安全，其他人就很难与其抗衡。其中司法独立尤为重要，每个人都接受法律约束，现在许多法律、制度一涉及到领导，就不是顶真的实行，而是让位于领导的意志、要求，一切按领导旨意安排，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这样长期以后就没什么可以对领导制衡，造成专制。
而权力如果没受到制约和监督，能够任意为所欲为，再好的领导人也会变成恶魔，且往往就会坏得飞起来。
所以要在制度上驯服当权者，要把权力关进笼子，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制度、流程、其他力量等的约束，而不能有权任性、肆意妄为，一切都要按制度、按程序，绝不能领导人交代的就特事特办。当前我们对权力的制约是非常薄弱的，当权者可任意的而非按制度行事，甚至很多权力的行使没有明确的制度，最终必然造成了其为所欲为却没人敢管，也没有依据管，腐败、专制等都得不到遏制。
一定要在制度上防止政治强人的出现和成长，确实有蛮横的政治强人出现了大家要及时群起攻击之废掉之，才能更好避免逐步走向专制，更好保护大家免于被强权残害。
另外也必须建立宪政制度，就是建立有限政府，让权力有范围、有禁区且不能伤害民众基本权利。
中国自古没有制约可言的政体，由于无人可以制止昏君胡作非为，只要一出昏君就会使得国家必然堕入万丈深渊，且在可任意为所欲为的体制下，很多领导人都会容易迷失了自我，很快由开明走向昏庸。中国自古经常因为领导人一人而导致国家发展受阻甚至天下大乱，教训非常惨痛，因此是非常急需开展政治改革，建立完善、稳定的政治制衡体制，保证不会再出现任性的权力。
·对领导人做好任免、任期的约束：
所有的领导都要能上能下，不合适的及时免职，要设立弹劾、罢免领导人的机制。
并且领导岗位都要实行任期制，每任四五年然后最多连任一次，不能长期任职，更绝不能无限期甚至终身任职。
这样有离任的可能和预期，当权者就不敢任意为所欲为以避免离任后被清算，而碰到不好的领导，大家也不会、不用害怕，而可发起推动对其进行罢免，或最没办法就再忍一忍等着其任期到了离任。
·实行多人共同领导，建立好集体决策机制，避免个人或极少数人独裁独断：
一个单位要多个人共同领导，形成领导班子，并且老领导板子的成员必须是平等的关系，而不能是上下级关系甚至君臣一样的不平等关系。我们虽然也有实行民主集中制要求集体领导和决策，但由于一把手往往能较大影响其他领导班子成员的利益和安危，所以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经常变成君臣关系，导致了什么事还是一把手说了算。
除非很小的决策，都要集体讨论决策，都要是“经领导班子讨论决定”、“经会议讨论决定”，而不是“经领导（首长）批准”。
不能再一言堂、一个人或极少数人独裁独断说了算了，不然总是因为个人的考虑不周甚至失误乃至不良目的的决策而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摘录：按照苏共模式建立起来的政党其实就是一种委员会制度，除了没有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之外，其具体运作也没有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规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党内一把手的性格和能力决定了党内和国家制度的特质。）
·做好权力分立和互相制衡：
权力分立和互相制衡在政治中极其重要，能有效防止某个权力坐大、膨胀而失控，能有利于政治稳定。
发源于西方的三权分立就是让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独立并互相制衡、互相监督，还有自古以来很多领导都喜欢让几个分接了部分权力的下属互相制衡以达到让其互相牵制更好被控制的目的。
我们国家有个做法，就是老领导也会参加一些决策讨论或咨询，甚至离任后一段时间仍然会保留办公室，这也是能起到扶助和适当制衡新领导班子防止跑偏的作用的。
·让监察、监督也对所有官员包括最高领导人都起作用：
在非民主国家，政府内部的大部分监察都只是监察各级官员、职员，对于最高领导人往往没有起到监察作用，官员之间、媒体、民众等的监督也都很少能、很少敢覆盖到最高领导人，这样就会使得最高领导人不会受到任何监察、监督。
我们在制度上对官员特别是对领导人太过宽容、放任，导致他们很容易忘记初心而变坏。
·建立充分的劝谏制度：
如果领导人能充分听取和采纳大家的提出意见，也能起到比较好的纠错作用。古代很多朝廷都专门设立了谏官，经常给皇帝进谏，以及一般也都允许大臣上疏、民众上书给皇帝，还有当前很多政府单位都有设立信访接待部门以及在网站都会设立互动栏目，就是为了更好地鼓励大家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并提出不同意见。但也很多时候皇帝或最高领导人太强势、太强调个人权威，也会把大家对其的劝谏视为逆鳞、攻击，导致劝谏者遭受到严厉处罚。
因此一定要保护敢于谏言的人，保证好不惩罚、报复打击谏言的人。这方面，宋太祖立誓告诫子孙不能杀言官就是做得比较好的，现代社会更应该如此。
历史上，容许且积极听取谏言的领导人往往都能成就功业与英名，最典型的就是唐太宗。而不容许不同意见，随意杀害反对者的领导人，往往都成为了遗臭万年的昏君暴君，最典型的就是南北朝时期的很多个暴虐、随意杀戮的皇帝。
如果把不同意见当成妄议，限制、打击批评者，大家提出不同意见都要小心翼翼，甚至没人敢批评当权者，那这个政权就完蛋了只会越来越恶化。
当政者要有从谏如流的风度，明白“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臣属也应该如子思说的“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敢于批评君主的人才算是忠臣）。
·保证信息透明、流通和言论、媒体自由：
透明阳光化，可让民众清楚政府的事务并参与监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且人非常多，比单独依靠监察、纪检部门完成监督工作，会强多了。
信息透明、媒体自由了，专制施行者就难以忽悠大家了。这也是很多独裁国家为什么要限制一些新闻平台、交流软件甚至互联网等的使用的原因了，他们必须掩盖真相、维持欺瞒的谎言、限制信息的流通。
众叛亲离是统治者倒台的必然条件，而媒体是促进这一条件的加快形成、成熟的主要途径，所以专制者总是会想尽办法来控制媒体，让反对者没有媒体空间而使得对他们的反对变得非常困难。
因此要避免极权专制，就要坚决不允许任何人以各种理由（如疫情控制、战时管理）而禁止、限制信息透明、流通和言论、媒体自由。
·建立政治文明，改变你死我活的极端政治竞争环境：
在民主文明制度建立起来之前，政治斗争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都会把政敌从肉体上消灭甚至还会进行斩草除根将其亲友、亲信都斩尽杀绝，因为没有这样做，就会有被报复的可能。
这种政治生态，造就了大部分从政者都必须心狠手辣，做事不按规则、没有底线，并且形成了逆淘汰，劣币驱良币，因为越坏才越能在政治斗争中取胜。
这也是导致极权专制的原因之一，因为斗争获胜者只能通过保持集权、高压的统治来维护自身的安全。
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来建立政治文明，提倡公开的辩论和竞争，而禁止官员一切不良的权斗手段。对于制造混乱以获得行事的借口、制造事端以挑起矛盾或打击他人（比如据说前几年有的国家的多个城市的化工爆炸是有人为了权斗而故意制造），还有通过清洗、恐吓、拷掠、暗杀等手段进行争权夺利的，都要进行曝光和严厉惩罚。
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陈云提出的常委级别不判死刑的规则，虽然有饽于法治精神，但也是为了更好避免你死我活的斗争和因此导致的鱼死网破的结果。
·推动民主建设，让权力来自于民众选举授权，决策受民意左右：
民主不但能够实现更好团结各方力量、集思广益，也能更好防止极权专制。
因为民主体制下，一切权力都是来自于民众的选举而授权，为了获得权力、保住权力，政府领导人就必须决策、行为上处处考虑民众的利益和感受、意向，而不敢违背事实和规律甚至只凭个人喜恶而乱来。
而如果民众没有民主选举、罢免和表决的权利，权力只是在个别人、少数人手里由他们随意安排说了算，那就会自然而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专制极权，领导人如果开明一些就还好一点，而如果自私自利、性格乖张、喜怒无常、认知和观念落后，那就会乱来、乱折腾了。
最好领导、官员除了名声，其工作考核结果和薪酬待遇，也受民众的评价影响，则他们就会更努力做好更努力对民众好而少专制蛮横欺压民众了。
·形成好民众对统治者的制约
要形成有好的强大的公民组织和力量，让民间力量能够集结形成强大力量并制衡领导人，而不是没法集结一盘散沙只能个个只能屈从并分别被统治者任意摆布。
如果有强大的民间力量，领导人就不敢乱来，确实做得不好不对了也会被反对而只能改正或下台。
而在一些独裁国家，只有政府的声音，民众被打压得噤若寒蝉、动弹不得，社会很难摆脱专制。
·破除文化观念等专制、腐败滋生的环境，让人民觉醒，也让统治者自觉做好：
要根除腐败、独裁，也必须先清除其滋生的土壤，中国人的有很多害于民主而有利于专制的思想意识，都是腐败、独裁滋生的土壤，导致专制极权和腐败得以顽固存在，也严重阻碍了民主的发展。
特别是在中国，中国非常需要民主，且也不会不适合实施民主体制（比如民主在台湾地区的成功实施就是好的例子），但中国民众的很多意识、观念确实严重阻碍了民主的发展，大部分地区至今还只能长期处于非民主体制之下。
这些不好的观念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这些：
很多民众和官员、领导人，也是很缺乏现代的政治文明观念的，而是还有很多传统的有害的观念，比如：
·民众对专制独裁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没有一点反感。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导致大部分民众对专制独裁都已经习惯和默认了，任由统治者随便任意搞专制独裁也没几个人会反对。
·民众没有集体观念，从不积极参政议政，觉得政治、国家管理和自己没有关系。大部分人都觉得只要没有导致到自己没法生存就行，统治阶层爱怎样就怎样。
·“家天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观念。统治者往往把天下视为己物的思想观念，并因此不允许、严厉惩罚其他人染指国家管理，而广大民众也并不反对而是觉得本来就应该是如此，结果就经常出现少数人把国家当成私器的现象了。
·推崇政治强人的理念。包括很多人还是觉得由政治强人来管理国家是有必要和更好的，才能镇得住社会确保社会稳定，才能更好维护国家利益确保国家不被外敌侵害，这会导致强人容易得势并在得势上位之后即使为所欲为也不会受到大家的反对，最终他们往往不但对敌人、坏人强势，对内部善良的民众也非常强势并任意欺压。这一点在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尤为严重，两国民众也因此一直以来饱受强人统治之苦。
·认为领导人只能唯一有一个的错误观念。很多人都认可传统说的“一山不容二虎”、“天无二日”，不知道可以同时有多个领导共同领导，并且还能通过各个领导之间互相制衡实现更好的平衡。并且很多人只认最大的领导，什么都只是以职位最高的领导为准，把其他决策成员当作不存在。
·怕官怕上级的思想。由于过度忌惮着领导掌握的权柄，绝大部分人都总是很害怕领导，即使其做错也不敢提醒，甚至连提个善意的建设性的建议都不敢，更没人敢跟专制独裁的行为做斗争，社会噤若寒蝉一片沉寂，个个胆小怕事，无一是男儿。
·对民主没有好感甚至赞同专制。很多人受曲意的宣传影响而认为民主往往会导致政府软弱涣散、效率低，不能用民主来组织社会。甚至许多人还认为专制是必要的，认为社会复杂，用强硬和非文明手段来进行社会管理和政治斗争是可以的，才能更有效率和效果。
·缺乏官民平等的观念。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很多人没有将领导放在与大家平等的位置上，有什么资源、利益、功绩都由领导任意多占。加上由于资源、权力分配权掌握在领导手里，导致很多公职人员有甘当领导奴才乃至争当领导狗腿子的思想，工作从来没有以职责、绩效为中心，而是以领导利益和感受为中心。更总是有一些奸佞小人竭力曲意吹捧阿谀奉承领导，让领导飘飘然并容易走偏。这样在大家的千般纵容下，领导们不变得无法无天才怪呢。
·唯上是从，盲从领导的观念。总是一切将领导的意见作为标准，领导说了算，领导说的都是对的，没人敢也没人会怀疑、反驳领导的的观点，任何一点质疑都不敢。
·崇拜甚至神化领导人。把领导人当成完美的人，甚至圣人、神人，是不容质疑和反对的，有的甚至还认为领袖就是天子谁当领袖是上天注定的，要服从上天的安排。
·领导可以终身任职的观念。对领导职位没有“届”、“任”的认识，只有“代”的观念，没有选举、换届的概念，认为领导就是可以一个人当个够，领导占着职位到退休甚至老死才退位也没人会反对、敢反对。
·是非不分，不认道义认胜败。大部分人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崇拜获胜者，不管其价值取向和采取的手段怎样。结果更容易获胜的不讲道义不讲规则的卑劣者反而被大家推崇，而讲道义讲规则有底线的人往往更容易失败而却被大家看不起。
·非常健忘，不善于从历史吸取教训，所以中国总是一次次的走向人为的灾难而无法避免，低级的重复历史，一次次地被专制极权伤害，但从不反思如何避免专制强权的再次出现
·缺乏当家做主的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的胆量。国人重与世无争，但是却反而走了极端，一点主观能动性都没有发挥出来，而且不但不去争取有利于每个人的集体的利益，甚至连自己的利益也不去争了。甚至自己利益被侵害也不敢吭声，自己利益被损害了也能忍就忍，万不得已不会反抗
·缺乏现代政治理念。中国人没有民主的思维习惯，即使推翻了老政权，也只知道用君主制来组织政权，结果只能走向新的专制。国人缺乏以民主进行处事的习惯，只懂得让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人来管理社会，以为什么都要领导说了算，有事情一定要有领导一人批准，对家长作风、专制行为往往熟视无睹甚至大加赞扬，容忍被压迫、被专政，而却从来不知道去积极反抗专制、拥护民主、以民主的方式来组织和管理集体。
针对这些不好的观念、文化，我们要从如下这些方面，来努力推动改变：
·让大家重视对领导的合法性来源。改变大家对不是投票而做领导没觉得不合理，坚持权力来自民众选举，不是选举出来的不能占有权力。
·要让统治阶层转变思想，把自己定位为为国家、民众服务的人员，而非国家、民众的主人，让民众对敢于随意占有、挥霍国家利益的行为强烈抵制。
权力不能私有。并非儒家的等级制度带来了专制，而是独裁专制的人独占了政权而没分权力给大家哪怕按等级分配给大家都没有
·杜绝强人上位，杜绝强调权威。其实，一个温和、柔性较好、懂规矩讲规则不蛮横、体恤关爱民生的领导人才是更好的，对外不会卑躬屈膝、对坏人不姑息养奸就好，而不能太霸道、强势，太霸道强势必然对外会得罪其他邦国、单位，对内会侵害民众利益。
可通过目标、体制、文化的认同来团结大家，而不建议过多通过个人权威和魅力来团结大家。且也正如老子说的“太上，不知有之”，好的政府和领导人，人民感受不到他的存在，最好的管理是做到润物细无声。
·提高大家民主意识，认识到用民主来管理社会更好。其实民主是最有组织性最正规的，只会导致资源得到最好最有效率的整合。
·要培养大家仇恨专制、对专制不姑息养奸的理念。要让大家认识到独裁专制的不合法并群起反对，眼中容不得专制的沙子。
·更要培养大家不怕专制、敢于斗争、持续斗争的精神。造成大家不敢斗争，有制度没法保证人们安全的原因，也更多的是大家观念、习惯的原因。要有人且尽量多人敢于出头能够担当，不能没担当无一是男儿，大家都来反对专制，都以屠恶龙为光荣，而不是只会低眉顺眼做奴才，不能没有人敢阻挡、制止领导的不良行为和惩罚其违法行为。大家要明白，没有反抗专制就会很顺利的形成，为了防止专制出现，我们需要不断抗争。
·要让当权者知道人民是不好惹的，善恶也是有报的，乱来祸国殃民了会受到清算、受到恶报。与其被轰下台名声不好，还不如不要太强权、不能倒行逆施
·不要唯领导是从、是尊、是对，其实领导跟我们是一样的，甚至比我们更少接触实际事物而错误会更多。不能把领导当成无所不能的，不能把决策权全都让给领导，不能以为什么都只听取领导的甚至认为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能干预，不能一点也不敢违抗领导的旨意，不能对领导的利益要求哪怕是不合理的也不会、不敢反对。
民众的觉醒是如此之重要，民众头脑中有利于产生专制的思维必须根除，才能让专制难以萌芽产生。必须通过启蒙让大家觉醒清醒，实现专制、文革除了不会发生在欧美也不会发生在中国。
摘录：一个国家的人民，知道了她的政府是个剥削阶级的、反动的、卖国的政府，并且在为推翻这一政府而奋斗，但往往要经过十多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取得胜利。为什么如此缓慢呢？按说，人民的人数远远要多似她的统治者，如果人民什么吃穿用度的物资都不给统治者，不去参加对方的军队，并和他们斗争到底，把他们淹没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那么，不要说一百年，甚至只须一个月就可以把政府推翻。可是事实总是与人们意料的相差很远，推翻政府总要花很长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人民有她的分散性和拖滞性，这又是她的弱点之一。人民并非是大智大慧的、明察秋毫的，她有她的知识局限性和思想局限性。有的国家维持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或让一僵尸思想统治了数千年，其人民却一直没发现其中不合理的地方；有时，许多国家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为他们祖国的人民所认可，而宗教这种反动落后的精神鸦片却长期为这国人民所接受：这些都说明了人民有她不知道不明了的地方。
一旦出现专制，大家就必须赶紧行动起来，及时进行干预，包括对专制行为进行警告、处罚，确实还是不行就对专制实施者进行罢免。
还有要动员其从属人员不要助纣为虐不当狗腿子不跟着其作恶，不昧着良心还为其唱赞歌，而是尽量对其劝说、抵制，确实不行就辞职或没法辞职就尽量不执行其命令。
而如果没法罢免专制实施者，可参考前面如何竭力惩恶除恶章节的内容，对专制实施者进行抵制乃至推翻。
